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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給我們造成嚴重的損失。江面一小時之內便上漲了好幾英尺，沖垮了我們一座由工兵架設的浮橋，並迫使我們把另一座浮橋拖回岸邊，以免沖垮。我們立即派出一支特遣部隊去奪取大壩，關閉閘門。但是，由於能見度很差，地形崎嶇，敵人頑抗，以及登陸工具不足，這次嘗試沒有成功。最後，我們一致認為，炸燬水閘可以大大降低水庫的水位，使水庫的威脅減小到最低限度。炸燬大壩工程量很大，看來，敵人獲得炸燬大壩所需時間和炸藥的可能性極校但是，看著第1陸戰師以及第l騎兵師一部搭乘外裝馬達推進的突擊舟穿越寬闊的水庫，我們還是感到鬆了一口氣。突擊舟費了很大的勁才由卡車運抵水庫；從而使陸戰隊計程車兵們在遠離水庫的地區戰鬥數週之後重新回到了適合他仍作戰的環境中。但是，一直到四月十六日、範弗裡特來接任第8集團軍指揮職務之後，大壩才落入我們手中。
在向“堪薩斯線”推進時，我們發覺，各處的敵人都處於一種防禦態勢。但是，儘管如此，還是有跡象表明，敵人的一次攻勢已迫在眉睫。所以，我十分重視對第8集團軍嚴加控制，十分重視防止部隊採取任何可能使我軍落入圈套的、無計劃的推進行動。我們的部隊信心十足，積極主動。有些地段，部隊的推進速度太快，以致出現了有可能因自己的冒進而自食其果的危險。我一再向野戰指揮官們指出我們的根本目的——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敵人的最大損失。
較早一些時候，在“撕裂者行動”結束前夕召集的指揮官會議上，我曾經向所有的軍長和師長強調指出：遞交集團軍司令的正式報告應具體寫明己方各分隊的位置和運動情況。如果報告的意思含混不清，措辭大而化之，不註明日期和具體時間，不寫明諸如天氣、觀察哨數目等細節情況，那就會把事情弄糟，其嚴重程度有時不亞於敵人行動造成的任何危害。我向與會的指揮宮舉了這樣一個例項。
我曾觀察過幾架己方飛機對緊靠議政府北邊的一座高地發起猛烈攻擊。我在附近空域觀察的整個那段時間，攻擊一直沒有停止，大約持續了十五至二十分鐘左右。可是，我回到指揮所後看到的第l軍的一份報告卻說，整個下午，那座高地一直掌握在第187降空團戰鬥隊的手中。
我還記得第9軍第25師遞交的一份報告，大意是：“第5步兵團戰鬥隊的分隊遭到了反衝擊，爾後撤了下來。”詳細情況則一概闕如。可是在我瞭解實情之後，卻原來是這樣一回事情，即實際上不是什麼反衝擊，而僅僅是第5步兵團戰鬥隊一支連規模的分隊對一座高地發起了進攻，爾後，師長要對高地上的敵軍實施炮兵和航空兵突擊，便親自下令讓這支分隊在敵火下撤了下來。
我在書中對這種報告是毫不寬宥的，它反映了我們的自滿情緒，反映了我們對部隊督促不夠，參謀人員深入前線部隊調查不夠。我如果想很好地掌握第8集團軍，就得要求送交司令部的報告做到全面、真實並且明確，杜絕報喜不報憂的現象，並且能提供足夠的細節以使我迅速得出正確的結論。
我還極力強調，發起進攻必須果斷，進攻發起後則要立即報告進攻發起的時間。要想充分地做到協同動作，就得十分嚴格地按照正式規定的時間和方向實施進攻。這就象足球教練訓練自己的足球前鋒一樣，強調要同時向對方球門發起攻勢。我堅決要求所屬指揮官嚴格按計劃行事，並始終保持進攻方向。我知道，我們的進攻之所以失敗大多是不重視保持進攻的方向造成的。將兵力用在錯誤的方向上會使整個行動歸於無效。這就象一個摔跤手力量用錯了方向一樣，非但沒有給對方造成多大損失，反倒使自己深受其害。
在我制定各種計劃時，通訊聯絡也是我極其重視的一個問題。我不想再收到關於任何部隊長時間“失去聯絡”的報告。我們擁有聯絡飛機，並且配備了受過專門訓練、可以鉤取和空投信件的人員。我再一次催促部隊恢復我們的先輩採用過的一些老辦法，即採用徒步傳令兵或者煙幕訊號進行通訊聯絡。我命令指揮宮們仔細分析一下各自有關傳遞文電的指示，看看是否妥當。
我們還必須隨時做好準備，提高警惕，以防敵人在我後方地區實施傘降——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威脅，中國軍隊完全能夠做到這一點。對於這種形式的進攻，各級指揮官必須在其受領的地域內做好應付的準備，就如在所屬軍、師防禦地帶內仔細劃分的地段上負責對付各種地面進攻一樣。我命令各個大部隊將責任地域劃分成若干小塊，一直劃分到後方分界線為止，以便使各級指揮官都能明確哪個地區是自己必須防守、抗擊敵人各種進攻的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