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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中幾乎天天都有的對所謂“西方帝國主義分子”罪行的譴責。
這種譴責我方代表早已聽膩了（但是，共產黨的記者卻迫不及待地抓住這些內容，很忠實地刊登在赤色報刊上）。
第8集團軍管轄的戰俘營都是嚴格按照一九四九年日內瓦公約進行管理的，按照由於俘虜們已不再繼續作戰、因而他們應受到人道的待遇這樣一個明確的精神進行管理的。同時，日內瓦公約還規定，俘虜不管自願與否都應服從“收容國武裝部隊中各項有效的法律、規定和命令”。“在戰俘違反這類法律、規定和命令的情況下，”收容國“採取法律性或紀律性措施被認為是正當的。”不論北朝鮮還是共產黨中國都從未宣佈過他們願意遵守這一公約，也沒有象我們所做的那樣允許國際紅十字會代表進行監督和視察。
我們已經注意到北朝鮮人對待俘虜的態度。他們常常反剪俘虜的雙臂，爾後向俘虜後腦勺開槍將其打死。我發現中國人要講人道得多（為了達到宣傳的目的）。但是，關於他們對待被我們收容的俘虜的態度，我們卻很不瞭解。也許，我們事先就應想到：按共產黨的那套邏輯，他們會認為這些俘虜完全可以犧牲掉，會認為這些人的價值在於他們大概還能為共產主義的最終勝利做出點貢獻。但是，我們事實上並未預見到這種情況。日內瓦公約主要涉及的是俘虜的權利問題。我們沒有想到需要專門考慮收容國的權利問題，即採取有力步驟對付戰俘營內中堅分子的叛亂問題。
由於我們企圖將俘虜區分為同意和拒絕遣返回國這兩種人，一九五二年一月出現了發生真正麻煩事情的第一個徵候。在這之前的一年，為了把受共產黨壓力而被迫服役當兵或當勞工的朝鮮平民區分出來，曾經進行過一次審查。
當時，我們不曾遇到任何抗拒行動。三萬八千名俘虜因此而被劃為平民予以釋放。
以往，集中營裡也曾不斷髮生各種未經組織的鬧事行為，但看守人員都能夠處理這些事件。然而，一九五二年初，談判雙方正在討論俘虜的遣返問題。華盛頓採取了這樣的立場：我們決不同意將任何不願意回去的俘虜遣送回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方面認為，為了卓有成效地討論這一問題，他們需要知道有多少俘虜能夠送回國去，有多少俘虜會取得某種避難權。
為此，我們又著手進行另一次審查。
這一次，戰俘們進行了暴力抵抗。後來我們得知，這是根據來自板門店的直接命令採取的行動，那裡的共產黨領導人為了加強他們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的地位，需要製造一個能有力地證明戰俘們贊成遣返回國的事件。
在一個營地裡，犯人們用只有天才才能想到的各種各樣臨時湊合的武器（鎬把、帶刺的鐵絲做的連枷狀武器、秘密地用收集在一起的金屬碎片磨製而成的刀斧，甚至用帳篷撐杆做成的長矛）武裝起來，襲擊了美軍第27步兵團的一個營。該營是派進來在南朝鮮審查委員會調查情況時維持秩序的。鑑於避免造成任何死亡十分重要，士兵們僅使用震盪手榴彈來阻止暴亂分子（如果造成死亡，共產黨方面就能將其誇大成大屠殺）。最後，指揮官不得不命令部隊向暴徒們開槍。直到這時，戰俘們才撤了回去。在這場騷亂中，一個美國人被殺害。犯人中有好幾個被打死，另有一百多人受傷。
正是在這次暴亂之後，我們才決定將戰俘營疏散到濟州島和峰巖島，並決定增加看守和警戒人員。可是，我們仍然沒有真正瞭解這一陰謀的複雜性和深刻背景。
整個春季，戰俘營中的騷亂事件不斷增多。他們舉行群眾大會，打著寫有反美口號的大幅標語，升起北朝鮮的旗幟，並且組織各種各樣的挑釁和反抗行動。
到四月底，在巨濟島上的十七個戰俘營中還有七個沒有完成調查工作。這七個戰俘營鬧得最兇。事情很清楚，只有在雙方付出某些生命的代價、我們強行進入戰俘營並對戰俘嚴加管束之後，才能正常地統計同意和反對遣返的人數。範弗裡特又將美軍一個營調進去協助平息這幾個戰俘營的騷亂。同時，他還命令另外幾支戰鬥部隊進駐釜山，準備在突然發生嚴重騷亂時迅速開進巨濟島。當時，他就可能出現的事態提醒我說，如果在進行反抗的集中營中動用武力，那麼已經完成調查工作的集中營肯定會加入到反抗的行列中去。
根據後來掌握的情況重新總結這段歷史，人們可能會說，如果當時使用武力來了結這樁倒黴的事情情況可能會更好一些。毫無疑問，這件事情用武力是可以完成的，儘管會造成許多傷亡。也許，如果我們的情報部門在當時能象不久之後那樣，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