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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可是，敵人在談判桌上卻一如既往，還是那樣地毫不讓步，他們顯然指望透過談判得到在戰場上未能得到的東西。
談判幾乎剛一恢復就被聯合國軍飛機對扳門店的一次空襲破壞了。這一次不是編造的空襲，而確實是一次誤炸事件。為此，我們承擔了責任並表示了歉意。然而，這事件還是使談判中斷了兩週之久，從而進一步增添了我們的困難。我們謀求的協定是個相當簡單的協定：停火；粗略地沿當前戰線建立一條橫跨整個朝鮮半島的緩衝地帶；簽署一項協議，規定各方只能停留在緩衝地帶已方一側，並且不得進入距對方海岸三英里以內的地區；停止向朝鮮境內調入軍隊與軍用物資，不得增加現有部隊數量；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負責監督停火，該委員會不一定非要歸聯合國領導。
可是，赤色代表對和解或談判不感興趣。他們是想在宣傳上撈到好處。而我們也許並未估計到，那些在我們看來明顯是捏造的、欺騙性的東西，在亞洲人眼裡卻可能完全成為另一回事情。我認為：赤色分子還相信，透過使我們失去耐心，透過煽動，尤其是在戰俘中進行煽動，他們可以為談判桌上的宣傳提供炮彈，從而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他們的目的。
如前所述，早在談判之初，我就提醒過在耐性上已經受到過嚴峻考驗的海軍上將喬伊，赤色分子把使用客氣禮貌的語言看作是讓步的表現，看作是對其恐嚇手法屈服的表現。我要求喬伊在與赤色分子打交道時也要象他們一樣採取強硬的措辭。從那以後，他在談判桌上壓倒了說話態度強硬的共產黨人，並且未讓對方抓住一點可供宣傳的把柄。
談判之初，如同當時人們可能預料到的那樣，令人棘手的主要問題是如何來劃分停火線。共產黨代表堅持以三八線為界，而我們在政府的全力支援下則堅持停火線更應符合當前的實際軍事控制線。我們準備放棄臨津江以北、禮成江以西地區。該地區無法防守，位於三八線以南。但是在其他地區，我們希望基本上就按照目前戰線的位置建立緩衝區。如果把我們的部隊撤至三八線，並且沿著這條根本無法防守的線來部署兵力，那將無異於投降。看來，唯有根據當前的戰線劃分停火線才比較現實。我們還認為，應在一定程度上加強我海、空軍方面的優勢，這種優勢，只有在實現停火和撤軍的情況下才可予以放棄。
當談判還在沒完沒了地拖延時，赤色軍隊採取了一些行動，企圖把我們推向三八線，從而使他們提出的停火線較實際軍事控制線稍微接近一些。可是，到了這個時候，我們的防禦體系已經十分堅固，敵人已無法突破。後來，在談判雙方仍在舉行會晤期間雖發生過幾次這場戰爭中極其慘酷的戰鬥，但我在東京任職的最後這段時間，戰線位置並未發生重大改變。
當然，當時仍然有人強烈要求我們再次向鴨綠江挺進，將侵略者全部從朝鮮趕出去，不過，範弗裡特不在此列。對當時軍事上的實際情況有著清醒認識的人，沒有誰會相信憑我們手中的這點有限的兵力能夠贏得什麼全面勝利。後來接替我擔任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的馬克·克拉克將軍，在停戰協定簽字一年多之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我們從未得到過足夠的兵力；而敵人卻擁有足夠的兵力，不僅能阻止我們的進攻，而且能成功地實施小規模出擊，並保持由此所贏得的勝利。要徹底戰勝敵人，就要有更多受過訓練的作戰師和能夠提供支援的海、空軍力量，就要承受重大的傷亡，就要打破我們自己規定的不得進攻鴨綠江以北敵人庇護所的禁令”。也許還可以這樣說：一旦打破這道禁令，就會置日本於敵人攻擊的威脅之下；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就會立即使戰爭的規模明顯擴大。沒有哪個肩負重任的美國領導人在當時能夠使美國公眾贊同這種做法。
我在遠東司令部任職的最後一個時期，大部分時間所關心的主要是與共產黨方面的談判。這些談判單調乏味，羅嗦重複，氣氛沉悶，令人生厭和惱火。所以，我很快便對早日結束這場互相殘殺的戰爭喪失了信心。設在漢山（臨津江畔距板門店僅十四英里的一個小村莊）
郊外一個蘋果園內的基地兵營改建成了一座永久性的設施。那裡有一個—排球場，一個棒球場，幾個擲蹄鐵遊戲場，甚至還有一個飛靶射擊常有一頂演電影的帳篷，一所社交懼樂部，還有幾所分別供士兵、初級軍官和高階軍官用膳的食堂。新添了一個直升機簡易機場和一頂供會議使用的帳篷。新聞記者安置在一列停在一英里之外鐵路側線上的“新聞列車”上。有時，人們覺得，這些設施大概會長年累月地使用下去。
戰俘騷亂（後來成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