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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確實是件耗費精力的事情。在談判桌上，人們不斷重複已經說過的觀點，象演說家似地玩弄華麗的詞藻，令人討厭地謾罵與攻擊，有時簡直讓人寧願回到戰場上去作戰。但是，我還是決心除證明我們的堅定立場之外，還證明我們的談判誠意。我打定主意，在談判中決不失掉耐心或自制，同時，也決不屈服於敵人停止談判的恐嚇或威脅。關於談判本身的情況人們已多次作過說明，並且談得也很詳細。不過，還有一些與談判有關的問題有必要再提一下。
聯合國軍在談判中犯了不少嚴重錯誤，這是不容否認的。我認為，所有這些錯誤都產生於兩種主要的錯誤看法；而這兩種錯誤看法的根源又都一方面在於我們天真無知，一方面在於我們未能充分懂得我方代表團團長海軍上—將喬伊直至停火一、兩年之後才指出的如下事實：“共產黨人既不貿然出席會議，也不倉促地進行談判。他們往往首先進行一番精心的佈置。他們關心如何保全‘面子’，並且重視透過有利的談判地位取得實惠，這就使共產黨人總是預先對進行談判的客觀條件進行周密的考慮。”
他們抓住我們的各種失誤所進行的宣傳，對他們是大有好處的，尤其在亞洲人之中進行這種宣傳，他們所獲得的好處就更大。我想，時至今日，我們的文武官員們總該有了前車之鑑，總該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了。當然，我指的是這樣的官員，即那些今後有可能不得不在談判桌上聽任敵人散佈簡直使人不堪忍受的長篇謊言與誹謗的官員。
談判之初，我曾在給海軍上將喬伊的信中指出：“對共產黨人來說，你的客氣就等於是讓步，而讓步則又是虛弱的明證。我建議你掌握好發言的分寸，使用奸詐助共產黨人不會產生誤解的語言和方式，建議你不要輕易表示諒解和尊重。”
對於從未領教過共產黨談判手法的西方人，可以說，要想事先想象出事實真象被歪曲到何種程度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同共產黨談判要有極大的耐心，而這一點就連約伯（聖經裡的希伯來族長，吃苦耐勞的典型人物。——譯者）也會感到無法忍受的。
談判伊始，我們就作了一次讓步。不久，我們又為此感到懊侮。在我第一次提出開始會談時，我們曾建議將會談地點設在一艘預定在元山港停泊、懸掛著丹麥國旗的“日德蘭迪亞”號醫院船上。當時看來，這種“中立區”雖則處在雙方大炮射程之內，還是能夠為雙方欣然接受的。可是，共產黨根本沒有理睬這項建議。他們針鋒相對地提出把開城（從理論上講，開城是一座位於三八線以南“無人區”日城市）作為會談地點。華盛頓指示我立即接受這項建議，以便為早目結束戰爭並證明我們的誠意而做出進一步的努力。
可是，談判開始後，根本就沒有中立的氣氛。開城掌握在共產黨的手中。他們的武裝警衛人員佈滿了談判區。
肩挎湯姆式衝鋒槍的赤色士兵粗暴地對我方使節指手劃腳。我方代表坐在插有白旗的吉普車中的樣子被對方拍攝下來，作為投降的鏡頭供亞洲的新聞界發表。可是，我方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卻被排斥在現場之外。我立即糾正了這種不平等的現象，採取的辦法是；通知中國人，除非談判區真的成為中立地區，並且我方記者也能到現場來訪，否則，我方代表不再回來談判。敵方談判代表以很地道的共產黨的方式同我們磨時間，要我們等著他們上級的決定。但是，當他們得知，在我方新聞記者獲准採訪之前我根本不打算讓代表團返回談判桌的訊息後，他們立即作出了讓步。
即使如此，這個談判地點的氣氛還是從未令人滿意過。
有一次，我們被迫對突然出現一支中國武裝部隊一事提出嚴重抗議。這支部隊攜帶的又是槍又是60毫米追擊炮，他們徑直從我們的吉普車前穿過。在這以前，我曾中止過談判，直到赤色分子答應使談判地點周圍實現非軍事化我才恢復談判。所以，這次事件是對協議的公然破壞。海軍上將喬伊立即提出了抗議，但得到的答覆是，違反協議的那支部隊只不過是個憲兵連。要我們相信憲兵連必須配備機槍和60毫米追擊炮進行巡邏，這未免也太荒唐了。因此，我立即廣播了一份宣告，指出：我已下令中止談判，直到我們能達成一項有關非軍事化的、令人滿意的協議為止。
共產黨人堅持了五天，最後，還是答應採取適當警衛措施，要我們恢復談判。可是，我很快又獲知，他們的英語廣播報道的是“請求”我們恢復談判，而其日語廣播用的卻是“要求”我們恢復談判。於是，我宣佈，我發覺他們的答覆含糊其辭，因此拒絕授權恢復談判。
這樣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