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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準學員，入學之前已經是共青團員，入學後不久又轉為正式的共產黨員，在同學中屬於政治上的活躍分子，可即便是他，口試結束之後卻也對這新三*義怎麼個“新”法頗為納悶，他連問了許多同學，都不知所以參見文強口述 劉延民撰寫《文強口述自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年9月。文強黃埔軍校畢業即參加北伐，國共分裂後，他參加南昌起義，後來到四川領導兵運工作，三十年代初因黨內肅反而脫黨出走，數年後接受黃埔同學邀請加入了國民黨的軍統組織，在抗戰期間領導過有益的敵後地下工作。解放戰爭中文強曾任杜聿明的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兼軍統局北方區區長，淮海戰役被俘。解放後他作為戰犯一直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改造，於1975年獲最後一批特赦釋放。。可見當時的學生們對於共產主義和三*義有什麼區別，在理論上也不十分明白，軍校裡懸掛的標語還有“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字句。可以說，除了青年軍人聯合會中的共產黨中堅分子和孫文主義學會中的堅定右派分子外，許多黃埔生在入學的時候，政治上還是模稜兩可或者說是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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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黃埔四期生（4）
這種政治上的模糊，在前幾期的軍校學生中也相當普遍，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張靈甫的大師兄，後來在黃埔一期畢業生中成為仕途佼佼者的胡宗南。胡宗南在校時與時任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走得相當近，他時常向周恩來虛心求教，課餘有空，就到周恩來的政治部打下手跑龍套，以至周恩來稱他為“黃埔先進”，可見得他的表現一度也相當左傾。他與倡導成立青年軍人聯合會的共產黨學生蔣先雲關係不錯，在蔣先雲的鼓動下，胡宗南還差一點加入了共產黨，右派學生甚至把他當成共產黨分子，聲稱要教訓他。只是，黃埔軍校的校長蔣介石也非等閒之輩，他對黃埔軍校可謂嘔心瀝血，對學生關懷備至，以一個政治人物的敏銳目光，他很清楚，能夠考入黃埔軍校的青年，都可以說是社會精英分子，今後將成為國民革命軍中的骨幹力量，必須善加籠絡利用。胡宗南就是在蔣介石的感召之下，再加上右派學生骨幹賀衷寒也與他私交不錯，一直在政治上對他曉以利害，胡宗南權衡再三，最終擺脫了共產黨的吸引，投入了國民黨的懷抱，並加入孫文主義學會，從此走上一條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後來成了蔣介石的一員*大將參見蔣超雄《我在黃埔軍校學習的回憶》（《廣東文史資料 第三十七輯 黃埔軍校*專輯》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
張靈甫與大多數軍校同學一樣，是在入學時集體加入的國民黨。黃埔的國民黨組織發展學生入黨，程式十分簡單，填寫入黨登記表就像是做作業，每人一份。理由就如招生簡章上所說，學校對考生政治思想上的要求，就是必須是中國國民黨黨員，或者具有接受本黨主義之可能性，無牴觸本黨主義之思想者。現在既然已經入學成為國民黨軍校的軍校生，加入國民黨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至於共產黨學生，共產黨組織早有決議，黨員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張靈甫雖然加入了國民黨，以他之前單純的學生經歷，他在入學時對三*義的理解，大概還停留在為考軍校而向于右任惡補的那點水平，至於共產主義，在北大讀書的時候倒是可能聽過演講，那時不過是當作另一種西方的新思潮而已，不見得就視為洪水猛獸。按照軍校規定，學生每個週末可以放假進城，學校安排渡輪，由值星官統一帶隊離開黃埔島，下午四點再在城裡規定地點集合回校。城裡的農*動講習所曾經是不少左翼學生的週末聚會地點，張靈甫有沒有與左派同學一同去過那裡，無從考證，不過從他後來的表現來看，那裡講的打土豪分田地那套理論，不大可能是他的興趣所在。他的投筆從戎，既是基於青年人挽救國家危亡的民族意識，也是出於不安現狀想成就一番事業的個人抱負，反帝反軍閥的革命他是可以擁護的，要說把自己勤勞致富的老父當作土豪劣紳來革命，讓自己的家業給別人共產，這顯然不是他能夠接受的理論了。
與日後的名氣相比，張靈甫在軍校可以說是默默無聞，也不見他熱衷於主義之爭的政治派別活動，也許是以前參加學生運動留下的陰影，在左右兩派學生為彼此的信仰主張激烈辯論，吵得面紅耳赤甚至打架鬥毆的氛圍中，張靈甫選擇了保持沉默，他的興趣集中在新接觸的軍事課程上，對戰術學、兵器學、築城學、地形學等軍官生專業講義愛不釋手。
這些課程正規軍校生至少需要用兩年才能學完，而黃埔四期的學生要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速成，課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