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王牌悍將張靈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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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集團軍野戰軍主力，尤其是第74軍，藉以鞏固日軍對南昌的佔領，並且經新餘、清江、豐城等地東渡，橫掃贛江撫河流域，掠奪戰略物資，以期至少一段時期內可以讓留在贛北的日軍有太平日子好過。所以，日軍的戰史也將這次戰役稱為“鄱陽掃蕩戰”。

當時在贛北的中國軍隊，除了74軍之外，還有第49、70軍及72軍一部歸屬第19集團軍指揮。以兩個師團加一個旅團六萬餘人的兵力要掃蕩當面人數佔優勢的國民黨軍重兵，日軍實在猖狂之極，而它的猖狂也確實有其緣由。

抗戰全面展開至今已有四年，日軍以少勝多的戰例比比皆是，中日兩軍在武器、戰術、官兵素質上的差距是客觀現實。以國民黨軍的編制，當時一個師名義上約一萬二千人，單以贛北國民黨軍的幾個師為例，實際平均每師只得八千餘人，而日軍的一個正規師團編制有二萬五千人，考慮到日軍配備的其他特種兵及武器裝備上的優勢，國民黨軍普遍的戰力基本是五六個師才抵日軍一個師團。若按這個標準計算，中方兵力在上高會戰中並不佔據多少優勢，然而這一仗，中方不僅守住了上高，還將來犯之敵圍起來打得丟盔棄甲，大長了中國軍隊的志氣。

畢竟經過了四年抗日戰火的錘鍊，中國軍隊在戰略戰術上也摸索總結出了一些經驗教訓，嘗試改變以前被動死守的陳舊打法，變片面防禦為積極防禦，誘敵深入，伺機防守反擊。第九戰區吸取第一次長沙會戰以“後退決戰”制勝的經驗，在1940年5月就對贛北制定瞭如下作戰方針：“敵如進犯高安、上高、萬載，則誘之於分宜、上高、宜豐以東地區反擊而殲滅之。”羅卓英　《上高會戰概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閩浙贛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

如果說薛嶽當年在萬家嶺擺出的反八字陣形，還是在發現敵106師團已經深入我軍腹地而作的後發制人的應急佈置，上高會戰則更進一步，可以說是抗戰史上正面戰場諸戰役中，中國軍隊主動在戰略戰術上將運動戰、陣地戰和游擊戰成功結合的一個經典戰例。何應欽於戰後對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頗為自豪地說：“上高之戰在今後作戰指導上非常重要，其影響之大，莫可比擬。敵人採取分進合擊態勢，即可謂外線作戰。我軍始終固守上高一帶既設陣地，依內線作戰之原則，先擊潰其夾擊之一翼，然後轉向其主力包圍攻擊，遂將其各路兵力悉行殲滅，可謂為開戰以來最精彩之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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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飛虎旗飄揚在上高（2）

變被動挨打為主動誘敵深入，這是上高會戰相比之前諸戰役的出彩之處。

還在日軍發動進攻之前，第19集團軍已經蒐集到情報，敵人在南昌和錦江兩岸大規模調動集結，在當地徵集大量民夫，運輸糧草彈藥，顯示一場新的大戰迫在眉睫。

第19集團軍的司令長官還是羅卓英。兩年前的南昌會戰，羅卓英沿修水一字排開的陣勢，處處設防又處處難防，敗於岡村寧次戰車加大炮的集團突進戰術，之後進行的南昌反攻戰也以失利告終。持平而論，以羅卓英當時控制的兵力，他要守衛百餘里長的戰線，在將主力鋪陳於一線之後，也實在留不下多餘的部隊可以從容呼叫於縱深配置和機動。吸取前車之鑑，第19集團軍按照戰區的既定作戰方針，事先制定了一套“磁鐵戰術”的應對方案，要誘敵於預設戰場而圍殲之。羅卓英把作戰陣地分成三線，第一、二線陣地為抵抗誘敵線，第三陣地線為主陣地決戰線。整個戰役分誘敵深入、決戰反攻和追擊殲敵三個階段。

決戰的核心陣地，選在上高縣城的東北面。這裡是一片丘陵，大山小嶺連綿不斷，尤其是距縣城一公里多的鏡山，頗有虎踞龍盤之勢，控制著通往上高的下陂橋（今陂下）要隘。山前有泗溪河自北向南流入錦江干流，河面雖然不寬，但春夏季節是河水上漲期，這對日軍的運動推進將造成一大障礙。泗溪河沿岸的棠浦、官橋、泗溪幾個小鎮，則形成上高縣城的天然屏障。敵軍若經我一、二線軍團打擊後，再長途奔襲到此，兵鋒勢挫，我三線守軍則可憑藉山地的既設工事，居高臨下堵住敵人，為轉移的第一二線兵團在敵側後集結合圍爭取時間，造成關門打狗的態勢。

這一次，羅卓英選對了一個絕佳的決戰陣地，在這裡，日軍終於為其狂妄付出了泣血的代價。

完成了圖上作業，接下來便是付諸實施的排兵部陣。在羅卓英所掌握的各部中，74軍戰鬥力最強，是絕對的第一主力，當仁不讓擔任第三線決戰的主力部隊。此時的74軍士氣更旺，因為它在年初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