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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
高中畢業那年，抗日戰爭終於勝利結束了！“八·一五”那天，人們是多麼歡樂啊！整個成都市都沸騰了，鞭炮聲響徹全城。酒一下賣光了，人們不管認不認識在大街上互相舉杯祝賀，拍肩擁抱，慶祝民族的苦難從此結束了！誰想到隨之而來的是國民黨反動政府發動內戰，是美國兵代替日本兵在沿海大城市耀武揚威、強姦婦女，是美國貨充斥市場。
我父親所在的工廠倒閉了，他這個總工程師失業了，家境每況愈下，我考上清華大學後不得不申請助學金。國民黨的教育部宣佈停止派送公費留學生，我那留學美國在物理學上深造的幻想破滅了，科學救國之路走不通了！
在清華大學校園裡流傳著：“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澤東”的歌謠，進步的同學把我從圖書館裡勸出來連夜寫標語、練歌子準備反美抗暴遊行；動員我去參加“大家唱”合唱團，動員我參加“民間歌舞社”演秧歌劇；動員我參加系裡成立的“戈壁草”讀書會，學習《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大眾哲學》等書，一個嶄新的廣闊的天地呈現在我眼前！在“反飢餓、反內戰”的遊行隊伍裡，在北大紅場上參加三千人《黃河大合唱》的演出中，我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對敵人軍、警、憲、特的鎮壓，我們憤怒！對解放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的勝利，我們歡欣鼓舞！
我在清華園工字廳外的小湖邊被吸收為民主青年同盟的盟員，在女生宿舍“靜齋”後面的小樹林裡參加了共產黨，要為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種種人間悲劇而奮鬥終生。嚮往使我年輕的心血沸騰著！
想到這裡，我的那些親密的同學和戰友的面影一個父浮現在我眼前，他們那麼親切地注視著我，好像在對我說：“石頭，你可要像石頭一樣堅強啊！”
1948年夏天，組織上調我到晉察冀解放區的中共華北局城工部受訓。我化妝成小學徒，剃光了頭，穿上破舊的中式短衫，經天津坐火車到陳官屯，再坐馬車前往封鎖線。
過了中立區，我走進一個村莊，一個兒童團員盤問了我，把我帶到村政府。
“這就是解放區了，讓我跪下來親吻這聖潔的土地吧！”
大概每一個從那黑暗汙穢的蔣管區來到解放區的青年學生都會有這同樣的感受。
“有一天當我從集中營釋放回到社會主義祖國，我肯定會有比這更強烈的感受的！”我閉著眼坐在牢房裡這麼想著，心裡升起了一股神聖的感情激流。
1948年八一建軍節的動人情景鮮明地來到我的記憶中：那天，我們五名要回到敵後的北平學生為了從中央轉組織關係，由敵後工作培訓班的負責人榮高棠帶著從泊頭鎮來到剛解放不久的石家莊，正遇上華北軍政大學舉行開學典禮。榮高棠把我們帶到會場，介紹給朱總司令、葉劍英、聶榮臻等首長。
當我握著朱老總那溫厚有力的大手時，心情是何等激動啊！朱老總把我們讓到那個農民院子的一間土屋裡，給我們切西瓜，在遞給我西瓜時還問是哪裡人。當知道我也是四川人時，他笑著說：“你是我的小同鄉，你這麼小年紀就參加革命，很幸運！”
“朱總司令，現在我是您麾下的一名戰士了。儘管我身陷囹圄，但仍然不後悔參加革命。我一直記著您對我說的參加革命很‘幸運’這句話。這個幸運是一般人難以理解、難以獲取的！”
從解放區再次透過封鎖線，坐船從大清河抵達天津。回北平後，我被安排在傅作義公館，傅冬菊同志對她爸爸說我是她同學。我們黨的本事有多大，竟能把剿共司令的家變成掩護共產黨的“窩子”！
冬菊同志為我買了從天津到上海的船票。到了上海，我的同班同學、地下黨員張瑩祥又向她在銀行當協理的父親要錢給我買好了去重慶的船票。
1948年秋的大上海混亂蕭條！那些睡在霞飛路梧桐樹下拖兒帶女的難民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形成了強烈的對比！真希望受苦人的苦難不會捱得太久了！
回到重慶後，因重慶市委遭敵特破壞而無法聯絡，我失去了黨的領導，只好獨立作戰。我去闖過華鑾山找游擊隊，也去樂山縣、廣安縣找過黨組織，都未找到。我只好回到成都去四川大學借讀物理系，總算透過我在該校當助教的二哥找到地下黨外圍組織，投入了川大的學生運動。
想到那段歲月，我不禁微笑了。川大黨組織一方面很重視我這個從清華大學來的“學運老手”，讓我參加“方言歌舞社”活動，一方面又派人監視我，擔心我是“紅旗特務”！而我卻如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