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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葬身在血泊之中了。
正是在這種白色恐怖的情況下,這位瘦瘦的身著灰色衣服、手提黑色皮包的年輕人,於一九二七年七月的最後一週悄悄地住進了南昌的江西大旅社二十五號房間。沒人知道周思來登記時用的化名是什麼。大旅社是南昌最好的旅館,建於一九二二年。時至一九八四年,它依舊矗立在南昌繁華的商業中心,周圍是些商店、辦公樓、飯店和銀行。當中,這個十字路口擠滿了黃包車,車伕們拉著銀行家去他們的辦公室,拉著闊太太小姐們到豪華店鋪的漂亮試衣室去。
大旅社是外省中國式建築的一個典型,中間有一個院子,兩邊是講究的房間,後面是一個裝飾輝煌的宴會廳。這裡有穿著軟底鞋、彬彬有禮的招待員,能幹的廚師,考究的飯菜和一種富裕、幽雅和古色古香的氣氛。
這個星期,周恩來並非是大旅社裡唯一的稀客。其實,大旅社從頂樓到底層都被佔滿了,地方軍官們租了房間作為專用。住在二十號房間的是國民黨二十軍軍長賀龍,他是個脾氣有點古怪的共產黨同情者,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第二方面軍將領葉挺住在二十 四號房間,他是正式黨員。九號房間是劉伯承(他失去了一隻眼,所以人稱“獨眼龍”),後來成為著名的共產黨軍隊指揮員。林彪沒有開單獨的房間,那時他資歷很淺,只是一個排長,但他後來在中國的軍事和政治事務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朱德也沒有在這裡預定房間,他住在自己的司令部裡。朱德是在德國由周恩來介紹加人中國共產黨的,不過對外是保密的。此時,他是南昌國民黨省政府公安局局長和國民黨軍官教育團團長,這也是黨中央選擇南昌作為起義地點並派周恩來去領導起義的原因之一。
南昌起義一舉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很大。周思來組織了二萬人的部隊支援這次起義,而忠於政府的軍隊只有一萬人。
但是對革命者來說,沒有一件事是輕而易舉的。這時,莫斯科共產國際的一位二十九歲的新代表剛剛抵達中國。他叫羅明納茲,喬治亞人,頗受斯大林的賞識。羅明納茲對中國一無所知,可是斯大林卻認為可以依靠他執行命令。他也確實帶來了一項命令,這是斯大林的親口信,斷然下令停止南昌起義的準備工作。羅明納茲宣佈,如果堅持舉行起義,共產國際將不允許它的顧問參加,(那時還有幾名顧問隱藏在中國),也不允許把共產國際的資金用於這一行動。
這項命令是在行動開始前二十四小時下達給周恩來的,他斷然拒絕執行這個命令,決定繼續準備起義。
起義進行得非常順利。那天天氣晴朗。八月的南昌,天氣炎熱,無雨。他們把大金魚缸倒空,裡面裝上開水送到乾渴的隊伍。士兵們都在院裡露宿,那時的南昌是一個只有十二萬人口的省會。到一九八四年,它已經是擁有一百多萬人口的紛亂的大都市了。
天亮之前,城市被起義軍攻佔。國民黨傷亡約八千人,共產黨損失極小。不知道周恩來當初是否打算守住南昌,不過,南昌實際上是守不住的,因為第二方面軍司令張發奎將軍立即派兵進逼南昌,而起義者們還指望張發奎支援他們,即使不支援如果能保持中立也好。
三天之後,共產黨人撤出南昌開始南下。到八月六日,南昌又回到了國民黨手裡。一起南下的朱德安慰部隊說:“這就象一九零五年的俄國一樣。”他指的是一九零五年俄國那次未遂的起義,列寧把這次起義稱為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預演”。 ‘不管其軍事結局如何,南昌在中國革命中已佔有重要的地位。它把一群傑出的人物聚集到一起,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人——周恩來、朱德、陳毅、賀龍、劉伯承、葉挺、林彪、肖克和聶榮臻——都成了領導人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著名的“十大元帥”中有好幾位都出自這些人。為紀念南昌起義,八月一日在中國被定為紅軍建軍日。
中國沒有一個省份象遙遠的江西那樣聚集過如此眾多的共產黨人。江西多山,一條大河——贛江從南向北縱貫全省,然後流往鄱陽湖,匯入長江。
江西地方偏遠,贛南很多地區十分貧窮,當局很難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到這塊山巒起伏的土地上,這裡沒有公路(到三十年代中國大部分地區還是如此),只有山間小徑,人們把東西背在背上,人和馬、騾成單線尾隨而行。山路太窄了,連大車都難以透過。於是,江西成了造反者的避難所。贛江是江西的大交通幹線,也是唯一的商業動脈。這裡沒有鐵路。全省充斥著文盲、疾病、貧窮和愚昧。(江西省人口一九四三年是一千三百七十六萬一千人,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