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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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起便成了一名紅軍戰士。

五十年後他回憶說：“當我們到達雪山時，我想起了這一切。我們翻越一座又一座雪山，我想我們這些人也許永遠也翻不完這些山了，沒有什麼希望了。但我堅信，即使我們真的倒下去，中途失敗了，那我們的下一代也一定會繼承我們未竟的事業，繼續前進，革命終將成功。”

不只是吳興一人有這樣的想法，許多戰士離家時都曾感到害怕和孤獨，但他們也抱著和吳興同樣的信仰踏上征途，勇往直前。

讓紅軍戰士離開蘇區可不是件容易事，那是他們多年的根據地，是他們的家鄉。他們中大多數人來自江西，而這些人中多數又來自中央蘇區——模範縣興國、瑞金地區、于都縣、寧都和福建的周圍地區。離開他們的故鄉是痛苦的。

楊成武曾是紅軍第一軍團二師四團政委。他回憶道：“蘇區是這樣的好，蘇區的人們是這樣的親。要我們放棄這一切，到一個遙遠的陌生地方去。我們即將離開這熟悉的山山水水，離開這朝夕相處的蘇區人民，叫我們怎能捨得？”

楊成武出生於福建西部靠江西邊界的長汀縣，那裡是共產黨根據她的一部分。當紅軍已開到附近的訊息一傳開，楊成武家鄉的許多農民都來看望並且慰問紅軍戰士。他們爆玉米花，收集雞蛋，扛來一袋袋的紅薯幹，織好了襪子，編好了草鞋，並選了十幾個代表，包括楊成武的父親和堂嫂都來了。楊成武的堂哥楊能梅是團裡的司務長。這些代表走了一百多里路，跨過山山水水，在戰士們離開駐地前和他們團聚了三天。當他們準備回家時，楊成武和他的同事們湊了所有的錢　（並不多，楊只有五角錢　）給他們作為回去的盤纏。楊成武的堂哥楊能梅這幾天外出不在，直到堂嫂準備離開時，他才回來，他們只能團聚短暫的一會兒，能梅就得出發了。這一別就是十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他們夫妻才又相見。

危秀英還記得她隨第一方面軍總衛生部幹部營撤出瑞金的情景：在一個月光皎潔的夜晚，他們頭上戴著一束束樹枝作為偽裝，到天亮就停止行軍。開頭幾天沒遇到轟炸，因為敵人沒有發現他們。後來，有一天下午將近黃昏時，他們集合在山坡上開會，一架國民黨飛機飛過來扔下了炸彈。炸彈落在大約二十英尺以外的地方。當時董必武正在講話。董時年四十八歲，已被認為是長者了。他和藹可親，是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同志。他看了一下彈坑，炸彈掀起的土濺了周圍的人一身，他看了看天，然後告訴戰士們說：“馬克思在捉弄敵人，炸彈沒有爆炸。”接著他又泰然自若地繼續講話。

第四章　“獨立房子”的主人

擬定紅軍撤出蘇區命令的人是最後一批出發的。一匹馬馱著他的給養，包括他積存下的一些珍貴的咖啡和幾盒香菸。另一匹良種白馬站在那裡等著離鞍。而李德仍在磨蹭，他還有點汁麼事情沒有辦完。當黎明的薄霧在於都河上嫋嫋升起時，他才最後縱馬飛馳而去。

從半夜到拂曉，李德一直在與項英進行最後的談話。項英被留下來負責蘇區工作。李德強調——而他自己也一定知道——他們這次放棄蘇區並不是很快就會回來的；紅軍西進也不一定能夠把蔣介石的軍隊引走，從而減輕被圍困的蘇區的壓力，使項英在他的軍事指揮員陳毅的協助下能夠堅持下去。

李德回憶說，項英最後警告要提防毛澤東。他說毛眼下是沉默了，但不應受他的迷惑。毛澤東在軍中支持者的協助下，一有機會就會重新攫取黨和軍隊的控制權。李德表示他有同樣的擔心，但幾天以後，當他把此話轉告他的同事博古時，博古顯得比他們有信心，他認為不會出什麼問題。李德與項英談得很久，以至於直到第二天他才趕上中央縱隊。

李德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身高六英尺以上，在中國同事個如鶴立雞群。他舉止活像一個呆板的普魯士人，如海倫·斯諾所描寫的那樣，是“一個純粹的雅利安人，藍眼睛，金黃色的頭髮。”他脾氣暴躁，當他被秘密帶入蘇區時，他用一塊手帕捂在臉上，遮掩他的大鼻子。他的一位密友稱他為“一個典型的日耳曼人，僵硬而又迂腐。他告訴中國人，他的真名字叫奧托·布勞恩。，德語是他的母語。隱退後他一直住在東柏林，直到一九七四年去世。至今無法確定他是德國人還是奧地利人，中國人直到一九八四年還不知道”奧托·布勞恩“究竟是不是他的真名。而共產國際的秘密特使檔案材料恐怕永遠是封存的，這就難以進一步考證了。

李德或者奧托·布勞恩在中國留下的記錄是矛盾重重的。據瞭解，他使用過的名字有：奧托·布勞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