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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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年復一年，鄧小平的勁頭越來越大。他在位於中國渤海灣海濱的北戴河的令人心曠神怡的海水中游了一會兒，接著對他的朋友說，他感到精神抖擻。他說，“我的任務是設法活得長一些”，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了中國。

鄧在他的新長征中有自己的秘密盟友，這就是年輕的一代，特別是象他家那樣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家庭中的年輕一代。中國的青年一代和老一輩人之間的關係，從未象現在這樣因共同的經歷而變得如此密切。不僅象鄧這樣的老一代在重新思考中國革命的問題，年輕一代引進了新思想、新見識，他們的許多新思想和新見識出乎意料地來源於美國。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在美國學習。如果現在中國的制度中大量地吸取了私人企業、利潤刺激、個體化和企業家精神的話，那並不是偶然的。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回國後，向他們的父母親介紹了他們對西方的親身感受。

在進行新長征的同時，中國實行了鄧小平所說的“開放政策”，經濟、技術和貿易實行開放，學習外國文化，其他思想體系和學習外國的技術，使中國得以建立一個新的秩序，創造洋為中用的方法。

在許多人看來，中國的“開放政策”不象中國式的政策，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和傳統。事實並非如此。在唐朝（公元六一八年——九零七年），當時中國的首都還在長安（今天的西安），中國號稱有多達一萬名外國人，這個大帝國的繁華首都裡能看到各國的男女專家、藝術家、商人、學者等等。隨著最後一個朝代清政府的衰敗，孤立主義、閉關自守、排外主義的傾向日趨嚴重。中國的革命運動從來都不是內向的。它向中國境外，向海外——向日本、美國、法國、德國和俄國汲取各種思想和啟示。

正如歷史學家李銳所指出的，這就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不同態度。毛“對西方不感興趣”；他的社會比較封閉，更符合前清的傳統。鄧則相反，他如飢似渴地尋求新思想，對中國從西方獲得的新東西非常感興趣。

自長征結束至今已有五十年了，這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只是短暫的一瞬。但長征已給中國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它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意識，使這個國家出現了許多世紀來所缺乏的精神與團結。它甚至證明了其威力足以克服毛澤東本人晚年可怕的異想天開，從而使中國走上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一條毛根本不會選擇的道路，但目前人們對長征的認識還是很不完整的。也許中國人會說，再過一二百年，我們也許能真正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這次長征。眼下我們可以象中國那樣來看待長征——這是一次充滿了集體英雄主義、獻身精神和希望的舉世無雙的行動。

編後記

本書作者哈里森·索爾茲伯裡，是美國的著名作家和記者，曾任《紐約時報》副總編輯，今年已七十八歲。在他漫長的記者和創作生涯中，曾為反映現代戰爭而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的足跡深入到蘇聯衛國戰爭前線，遍訪世界大戰的許多戰場，以他犀利的目光和鮮明的觀點，揭露了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及其內幕。他的許多報道和作品早已譽滿美國、蜚聲世界文壇。他的名著《列寧格勒被困九百天》已成為反映二次大戰中蘇聯前線情況的經典作品。這本反映中國紅軍長征的書在一九八五年十月在美國一出版，立即引起全美的轟動，《時代》週刊等許多報刊大量報道，接著歐洲、亞洲一些主要國家也競相表示要翻譯出版。

從事反映中國紅軍長征的寫作，是索爾茲伯裡多年來的夙願。他極其崇敬埃德加·斯諾，並深受其感染和影響。埃德加·斯諾在其《西行漫記》序言中曾寫到：“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這一驚心動魄的遠征的全部史詩。”索爾茲伯裡今天以實際行動完成了這位先行者的未竟事業和意願。為了寫作此書，索爾茲伯裡在十多年前就開始醞釀和準備。他收集和研究了大量有關長征的各種不同來源、不同觀點的材料，並於—九八四年專程來到我國，在他的好友謝偉思和他的七十歲的妻子夏洛特的密切合作下，沿著當年紅軍長征的路線，進行了實地採訪。他以紅軍般的勇敢和堅毅，不顧年邁（當時七十六歲）有病（心臟病），懷揣心臟起博器，帶著打字機，爬雪山，過草地，穿激流，登險峰，中途戰勝病痛折磨，堅持越過了千山萬水，穿過七八個省份，歷時七十四天，終於從江西到達了陝北，完成了他自己的二萬五千裡“長征”尋訪。沿途他考察體驗了自然界的複雜地理環境和多變的氣象，向老紅軍、老船工、老牧民們瞭解歷史和現狀，瞭解民俗風情，遍覓革命遺蹟，博採軼聞軼事。更為重要的是，他有機會親自訪問了參加過長征的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