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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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首先發言。

他談了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把共產黨的失敗歸咎於國民黨在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和中央蘇區以外的共產黨軍隊配合不靈。博古沒有稿子，是即席發言。他著重講了形勢的客觀一面。據翻譯伍修權說，他相當客觀地分析了當時的軍事形勢，並批評自己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但他同時又力圖為自己辯護和開脫。

秘書們不得參加會議。可能除了鄧小平以外，與會者都沒有做記錄。大部分發言都是即席的。甚至到今天，這些發言的內容也未全部公佈。現在在世的幾個與會者憑記憶也狠難把內容湊全。

博古顯然沒有贏得聽眾的同情。他的同志們說他企圖推卸責任。李德列席會議，但態度並不客觀，他的看法與眾不同。他認為博古幹得不錯，他強調蔣介石正在從“帝國主義列強”那裡得到貸款、武器和軍事顧問。　（博古顯然沒有特別提到馮·塞克特。　）李德在回憶時還說，博古認為，共產黨的戰略是正確的，只是在執行中有錯誤而已。

第二個發言的是周恩來。他承認政策不對頭，特別是不應當打陣地戰。他說，這是造成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他自我批評的態度很坦率，絲毫不想推卸責任。他願意承擔責任的態度給同志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周恩來的發言使李德感到不安。他認為周強調了主觀因素，巧妙地使他自己同博古、李德保持了一定距離，併為毛澤東把周和博古、李德之間劃清界線創造了條件。

毛澤東一向總是等到最後才發言，這次一反常態，他首先講了話。他作了一篇長達一個多小時的發言，比任何其他人講得都長。他點名批評了李德和博古，指責他們無視紅軍打運動戰的傳統政策。李德的“短促突擊”取代了朱、毛誘敵深入、圍而殲之的戰術。毛反駁了李德認為失敗是由於數量上的劣勢造成的這一觀點、第一、二、三和四次反“圍剿”中紅軍都是同數倍於已的國民黨軍隊作戰並取得勝利的。所以問題不是數量，而是戰術。伍修權回憶說，毛澤東堅持認為軍事路線錯了。博古和李德的政策是“防守中的保守主義”、“進攻中的冒險主義”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毛澤東發言說，領導者最重要的任務是解決軍事方針問題。而博古和李德根本不顧這樣明白的現實，即戰士也是人，也要用雙腳走路，也要吃飯、睡覺。假如一個指揮員不瞭解實際地形和地理情況，只知道根據地圖佈置陣地和決定進攻時間，他“肯定要打敗仗”。

毛澤東還猛烈抨擊了未能和十九路軍聯合這件事。他說，這就使紅軍失去了一個迂迴到國民黨防線背後、從後面攻擊敵人的大好時機，而周恩來、洛甫和他本人都曾經主張和十九路軍聯合。

毛澤東的講話贏得了熱烈的掌聲。他說出了大多數指揮員長久以來沒有說出的心裡話。

李德被毛澤東的話深深地刺痛了。三十年後，他對遵義會議只討論軍事問題而沒有同時也討論政治問題的做法表示了極大的不滿，指出會上根本就沒有提及蘇聯和世界政治。但是，中國人早在會前就已決定只討論軍事問題，因為他們知道，一討論政治問題，會議很可能會開崩。

李德的處境很不利，他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遠遠地坐在門旁，被有意地排斥在中國人圈子之外了。他只能透過伍修權的翻譯來了解他們在說什麼。而入夜以來，伍修權變得愈來愈不安和疲乏，翻譯的內容也越來越簡短，有時完全停了下來。李德長得體闊肩圓，平時總是不動聲色，除非要發言，否則總象塊石頭似的坐在那裡紋絲不動，而現在他卻怒形於色了。博古發言時，他的臉漲得通紅，當毛澤東開始抨擊他時，他的腦又變白了。他表面上一點沒有失去控制，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菸，把剛在遵義沒收而分配給他的菸捲也抽了不少。看起來他變得越來越沮喪和抑鬱了。

王稼祥接著毛澤東發言。他已經對聶榮臻說過：“到時候要把他們轟下去，把李德拉下臺　！”他擁護毛和毛的立場是大家意料中的事，因為他們一直注視著王稼祥在擔架上與別人討論的情況。他明確地說，博古和李德必須讓位，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

李德在回憶錄中聲稱，他在遵義會議上沒有發言，因為他對當時的發言情況沒有全面的瞭解，所以他決定在研究了會議記錄或至少是總結性決議之後再說。看來並沒有會議記錄，而決議也是到了一九四八年才公開發表。斯諾一九三六年在保安同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的長篇談話中，也沒有人提起過遵義會議。

李德回憶自己沒有參與討論的說法和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