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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並二郊，即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谷，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啟蟄？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為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為礙者，則晉成帝鹹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祠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即前準。若聖心過恭，寧在嚴潔，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於省前。望實為允，謂無煩遷日。”從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準。”
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后辛，饗祀北郊。”
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並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醜。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
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雲‘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為《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雲‘大饗，遍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啟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暗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雲：‘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於時定製，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
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雲丁巳用牲於郊。先儒以為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應郊堂。”
司徒西閣祭酒梁王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準。”
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為一日再黷之謂，無俟釐革。”
尚書陸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於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雲‘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間三兆，禋天饗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應大駕。”
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為弘。《春秋感精符》雲‘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