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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歷代皇帝之廟諱，與天邊皇、背旨、落地臣，種種之避忌。稍有疏忽，即被閱折大臣指出，輕則罰俸，重則降級，是以封疆大吏均皆引以為戒。故對於選用奏摺，必須純潔無疵者為上上品。琉璃廠松竹齋深知奏摺關係本人前程者甚大，對於此事十分留心，每一白折必經十數人之手揀選而得，稍有微細之墨跡即打入殘貨推內，故其價比較他輔昂貴半倍有奇。凡售出者，絕無絲毫毛病，用主買去準可放心。因而各省疆吏，皆知松竹齋貨物可靠，由此生意更見發達。
但是，松竹齋的店主畢竟是官宦之家，並不精諳於經商買賣之道。尤其是張家的後代不夠爭氣，經營無方，加之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也每況愈下，原來顧客盈門的松竹齋此時竟也瀕於破落，到了難以維持的境地。這時的店主人為了將這個信譽卓著的老店維持下去，特意聘請了當時廣交京師名士的莊虎臣為經理，下決心棄舊圖新、改變面貌。清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將店名改為榮寶齋，取以文會友，榮名為寶之意，並請當時著名的大書法家陸潤庠（清同治狀元，曾任國子監祭灑）題寫了榮寶齋的大字匾額。
隨有時光的推移，業務領域的不斷擴充套件，以後榮寶齋又以其絕技木板水印聞名中外。木板水印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古老的手工印刷技術，用這種方法印製出來的中國畫酷似原作，可以達到亂真的地步，這是當今任何印刷方法都無可與之相比的。榮寶齋用木板水印法制作過的《七十二候詩箋》、《二十四節令封套》等，魯迅、鄭振鐸先生見後曾稱它為琉璃廠諸箋肆中之白眉（即同類之間之傑出者一編者按）。
當年，就連齊白石老先生面對榮寶齋複製後的自己的作品，也難辨真偽。
榮寶齋現在的新匾系我國著名書法家郭沫若所書。
正文
第一章
1860年9月發生在北京通州八里橋那場戰事，對於張仰山和他的後代子孫來說，有著極不尋常的意義。在那場慘烈的戰爭中，大清國的軍隊被英法聯軍打得一敗塗地，可張仰山卻因禍得福，幾乎是稀裡糊塗地獲得了兩件國寶級文物，並由此給張家帶來道不盡的離合悲歡，也改變了張家後代的命運。
事情得從直隸綠營提標鄭元培將軍，晚清著名書法篆刻大家、大師級人物趙之謙和京城琉璃廠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松竹齋的掌櫃張仰山這三個男人說起。
鄭元培那年三十九歲，長得鼻直口闊，雖是中等個頭但很彪悍，更有一身好武藝。他在幾日之前就接到戰報，說是洋人已在大沽口登陸，主帥僧格林沁命令鄭元培率標下的人馬火速趕到了通州設防。此時，蒙古親王僧格林沁 馬步隊1。7萬人已經部署於通州張家灣、八里橋一帶，另有直隸提督成保、禮部尚書瑞麟及副都統伊勒東阿等督帶的1。6萬餘人駐於通州附近地區，大清國用於護衛京師的總兵力也就是這區區3萬餘人，此時再從各省調兵勤王怕是來不及了，一場大戰已經迫在眉睫。
綠營兵由於久未參與戰事，早已軍備廢弛，別說是打仗，就是對付大一點的土匪團伙都難以勝任。鄭元培駐紮下來之後，當務之急就是開展軍事訓練。其實也沒什麼可練的，不過是按套路舞舞刀槍，用弓箭射射草靶，這些玩意兒有用沒用大家心裡都有數，只不過誰都不道破而已。此時的綠營兵也裝備了火器，可弟兄們都沒拿它太當回事，大炮和抬槍都是前裝式的，操作起來很麻煩，先裝一部分火藥搗實，放進彈丸鐵砂，然後再裝進火藥搗實，最後點燃火捻開炮，其殺傷效果可想而知，這類槍炮用於打兔子都不大方便，就別說是作戰了。道光二十年，大清國首次與英國人交戰，大清國的軍人們總算是領教了洋人的炮火的厲害，人家的炮彈是尖錐形，前面裝有引信，落地就炸，方圓數丈內血肉橫飛，大清國的軍人們被打得目瞪口呆，還以為洋人用了什麼邪術。
鄭元培知道這一仗凶多吉少，可不得不按照命令進行練兵，無論如何，士氣可不可洩，訓練一下總比不練強。鄭元培弓馬嫻熟，在騎兵演練場上大出風頭。他手執弓箭在馬背上做出各種動，時而鐙裡藏身，時而倒騎馬背開弓射箭，一支支羽箭準確地射在遠處的靶心上，贏得圍觀的清軍士兵們的陣陣喝彩……
鄭元培正準備舞一套“譚家槍”讓士兵們開開眼時，只見一匹快馬從遠處賓士而來，馬背上計程車兵在鄭元培面前勒住馬韁高聲喊道：“鄭大人，督標大人已經到京城了！”
鄭元培說：“好啊，這麼說，最遲今天晚上督標大人就能親眼看到陣地了！”
“不，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