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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勢，就跟他輸了棋非要贏一盤一模一樣。
當了“官”之後，種種場合，人們要他作“指示”。他的發言稿，總是要別人代為捉刀。有一回，同濟大學召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大會”，要陳阿大講話。陳阿大拿起發言稿，一句一句吃力地念下去。念著，念著，忽然冒出了什麼“大幹加巧幹三十五天”之類與“活學活用”毫不相干的話，令人莫名其妙。後來，人們才知道，陳阿大有兩份發言稿，另一份也是別人起草的，是在廠裡講話用的。這兩份發言稿弄混了，有一頁廠裡講話用的稿紙不知怎麼搞的，混入“活學活用”講話稿。陳阿大居然照念不誤！
陳阿大雖說是“草包”一個，不過，卻把權捏在手心，從不放鬆片刻。
他成了“工總司”的常委之後，良工閥門廠的一舉一動，都得向他“彙報”。“廠革會”的名單，要他過目、審定才算數。他說一，別人不能說二。
每逢回廠，轎車一到，便要開“彙報會”。開會時，倘若有人把熱水瓶放在桌子上，他準會揮揮手，叫人拿開——他的習慣是誰發言他就盯著誰看，不許熱水瓶擋住視線。
此後，良工閥門廠裡便形成“規矩”，一聽說陳阿大回廠，人們趕緊把熱水瓶從會議桌上拿開；在“彙報”結束之後，阿大照例要作一番“指示”。他的話，必須用筆記下來，不可疏忽。倘若人們忘了，或者違背了他的意見，那麼，下一次他回廠，你就等著挨訓吧！
當然，還有一個“規矩”：聽到他回廠的訊息，要馬上通知食堂，做一頓好菜好飯。
要不，阿大又會發脾氣。
陳阿大跟“上體司”的“胡司令”結識之後，意氣相投，成了莫逆之交。陳阿大向“胡司令”學習，在良工閥門廠居然搞了個“良體司”。據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文匯報》披露：這個“良體司”名義上叫“維護社會治安，捉流氓阿飛”，實際上是破壞社會治安，進行流氓阿飛犯罪活動。他們把一些無辜的群眾抓進“良體司”，施行慘無人道的摧殘與折磨。陳阿大指使一幫人，設立了名目繁多的刑罰，什麼“翻跟斗”、“倒著爬”、“吃耳光”、“打大板”、“挨皮鞭”，等等。他們先叫被打的人在一段十米長的煤渣路上翻跟斗，來回數十次，弄得人精疲力盡，再拖到房問裡用木棍打，皮鞭抽，一面打，一面還要被打的人自己計數，數錯了要重新打起。有時還叫被害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輕了不行，打得聲音不響也不行，一定要打得又紅又腫，方才罷休。有時叫受害者相互對打，看誰打得重，好讓他們這一夥法西斯棍徒“開心開心”。更為惡劣的是，他們把馬路上的女青年任意拖來，剝去衣服，無恥地加以汙辱，殘酷毒打。陳阿大還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階級報復。良工閥門廠有個同志，寫了一張《謹防毒蛇出洞》的大字報，揭了陳阿大一夥的老底。陳阿大懷恨在心，捏造罪名，把這個同志打成“反革命”，非法抄了他的家，並把他關進“良體司”，用棍棒輪番抽打，把被打者發出的慘叫聲，用錄音機錄下來，放給受害者的家屬聽，逼迫家屬要受害者承認他們所捏造的“罪名”。
周圍居民聽到這種聲音，都憤慨地說：這是良工閥門廠的“白公館”“渣滓洞”。……在上海灘，陳阿大是數得著的“武鬥英雄”、“造反大將”：安亭事件有他，《解放日報》事件有他，主張把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徹底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從文化廣場改到人民廣場的是他，這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泰安路抓“支聯站”頭頭的有他，八月四日砸“聯司”時從中華造船廠調三艘登陸艇、巡邏艇封鎖黃浦江、切斷“聯司”水上退路的是他，這年十月調動大批人馬集中西郊、圖謀圍攻上海青浦縣反對派的也是他……張春橋說：“入黨做官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到了造反派頭上。”在張春橋準備樹立陳阿大為“納新典型”時，陳阿大當然明白張春橋所說的“入黨做官”的道理。
不過，令人納悶的是，儘管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光臨”良工閥門廠開“整黨建黨座談會”，儘管“市革會調查組”進駐良工閥門廠，萬事俱備，東風也已吹起，可是卻不見陳阿大遞交入黨申請書。
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首先要寫申請書。陳阿大不主動寫申請書，“調查組”再“積極”也無濟於事。
陳阿大為什麼遲遲不寫入黨申請書呢？
原來，這位“陳阿憨”不知道入黨要寫申請書！
“調查組”自然不便直接對陳阿大進行“啟發”。他們連忙向“市革會”彙報。
於是，“市革會”一位“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