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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成了副主席夫人,怎能再住到擁擠不堪的工人宿舍,何況她的安全怎能得到保障——她已不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
她也曾去北京探親,住在釣魚臺。丈夫已身居要職,白天睡大覺,夜裡倒要外出,她幾乎無法適應這種顛倒了的作息時間。丈夫開口閉口政治,她很難插嘴。她索然無味地住著,提早回上海了。
這次丈夫回上海“調查研究”,她顯得開心。丈夫不那麼忙了,吃、喝、玩、樂,很清閒,她總算與丈夫過著團聚的日子。
可是,丈夫又要去北京了。他說走就走,她無法阻攔。
她已經明顯感到,丈夫常常唉聲嘆氣。特別是在他酒醉之後,滿腹牢騷奪口而出,連毛澤東也挨他詛咒。看得出,他當這個副主席,並不得意,彷彿隨時都可能高高地、重重地摔下來。
丈夫走了。
她,只好又開始孤寂的生活。她懷念著當年作為普通工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而那樣的生活已經離得很遠很遠。
許多女人對她投來羨慕的目光,因為在她們看來,副主席的夫人簡直象天上的星星一樣難以夠著。幾乎很少有人知道她內心的痛楚。
其實,自從“造反”以來,王洪文也沒有過過一天真正稱得上幸福的日子。他同樣是在提心吊膽之中度過那一天又一天周恩來屍骨未寒……王洪文飛回釣魚臺,確實正是時候:鄧小平正在受到“四人幫”的猛烈攻擊,處境維艱,而作為鄧小平的堅強支柱的周恩來,已病入膏育。
周恩來如同風中殘燭。毛澤東也已病情日重。“接班人”之爭,日趨激烈。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周恩來在致毛澤東的信中,詳細談及了四屆人大以後他的不斷加重的病況:“今年開會(引者注——指四屆人大)後,大便中潛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暢通。
因此利用三月間隙,進行食鋇檢查,始發現大腸內接近肝部分有一腫瘤,類似核桃大,食物成使經此腫瘤處蠕動甚慢,透過亦窄。若此腫瘤發展,可堵塞腸道。灌鋇至橫結腸,在腫瘤下,抽出鋇液無血;灌鋇至升結腸,在腫瘤上抽不出鋇液,待與大便齊出有血。
在食鋇檢查時,食道、胃和十二指腸、空腸、小腸均無病變,更無腫瘤。而這一大腸內的腫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窩會議(引者注——指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四川省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得的肝膿瘍病在那裡穿腸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領導我們透過草地北上而活到現在的。由於病有內因,一說即明。好了的瘡疤,現在生出了腫瘤,不管它良性還是惡性,除了開刀取出外,別無其它治療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葉、鄧、張——周恩來原注)已聽取了醫療組彙報,看了愛克斯光照片和錄相電視,同意施行開刀手術,並將報請主席批准。
……
作為“王、葉、鄧、張”的“王”,王洪文是很清楚周恩來的病況,知道他來日已不多。“張”——張春橋,心裡也很明白。
張春橋早就死死盯住國務院總理這個位子,他把第一副總理鄧小平看成了勢不兩立的對手。他只有打倒鄧小平,才能在周恩來去世之後,成為國務院新總理。
王洪文也把鄧小平看作眼中釘。因為原本是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是鄧小平取代了他。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從北京醫院傳出的訊息,更是表明周恩來已經日薄西山。
那天,周恩來強支病體,在北京醫院會見羅馬尼亞黨中央書記伊利那·維爾德茨所率領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這成為周恩來一生最後一次會見外賓。
周恩來是一個鐵打銅鑄的共產黨人。他知道自己離最後的日子已經不遠,但是,他卻顯得異常冷靜。他對羅馬尼亞的戰友說:“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麼,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
周恩來追憶往昔,不勝感嘆:“時間過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參加喬治烏·德治的葬禮,大衣也沒穿,步行走了四個多鐘頭。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連四分鐘我也走不了了!我再也不能看到漂亮的布加勒斯特了!”
周恩來感嘆了一番,聲調變得激昂起來:“維爾德茨同志,請你轉告齊奧塞斯庫同志,經過半個多世紀毛澤東思想培育的中國共產黨,是有許多有才幹、有能力的領導人的。現在,副總理已經全面負起責任來了。”
這時,在旁陪同的一位領導同志對周恩來的話加以解釋說:“他所說的副總理,就是指鄧小平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