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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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畢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資歷比張春橋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廬山，張春橋是林彪集團重炮猛轟的國際，林彪的倒臺成了張春橋的“光榮”。

完全出乎張春橋的意料，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的意料，甚至也出乎“接班人”本人的意料，毛澤東個人專斷，決定選擇王洪文為“接班人”！

就這樣，毛澤東在選擇接班人的問題上，犯了第三次錯誤。歷史已經清楚表明：第一次，打倒劉少奇，是錯誤的；第二次，選用了林彪，是錯誤的；第三次，選用了王洪文，又一次錯了！

“工農兵”幹部

對於王洪文來說，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

王洪文坐飛機離開上海，前往北京。隨行的唯有他的秘書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開中央委員會議？不象，因為徐景賢、王秀珍、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別的什麼會議？也不象，因為去開會帶個小包就行了，這一次他帶著箱子。

下了飛機，轎車直抵北京釣魚臺九號樓。從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進了二樓的側樓。

九號樓二樓，住著兩位“大人物”：一上樓梯，那裡住的是姚文元。往裡，則住著張春橋。

從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張春橋、姚文元的鄰居。九號樓二樓，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一、二、三這三把手的大本營。

最初，就連王洪文自己也鬧不清楚調他進京幹什麼。當時，張春橋給他掛長途電話，據說是來北京學習。學習什麼？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對那種晝夜顛倒的工作時間表，很不習慣。無奈何，張春橋、姚文元是那樣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進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點起床，而是下午三、四點鐘起床。起來後，看看檔案。吃過晚飯，出席各種會議。略事休息，從午夜起開始辦公，處理檔案。直到清晨，吃過早飯，拉上燈芯絨窗簾，遮住那明亮的陽光，開始睡覺。

這是毛澤東的工作習慣。張春橋、姚文元不得不與毛澤東“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隨之“同步”。這種類似於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時間表，使初來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憊不堪，不住地抽菸。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們你來我往，熱熱鬧鬧。進入釣魚臺，王洪文如同變成了垂釣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靜氣：“中央文革”辦公室給他送來四卷《毛澤東選集》，還有燙著金字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文集。這些都是他來京學習的課本。

一是讀書，二是開會。七機部的會議，關於河南的會議，關於湖南的會議……一個一個的會，要他去參加。他只是一個列席者而已。只帶耳朵，不帶嘴巴。坐在那裡旁聽，如此而已。這種“旁聽生”生活，也是他來京學習的專案。各種各樣的會場，成了王洪文的“課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調來北京究竟幹什麼。實在門得慌，他只好給馬天水掛長途電話，聽聽上海訊息。自從他離開上海之後，張春橋指定的由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駕馬車”，只是由“王、徐、馬”變成了“馬、徐、王”。如今的那個“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領袖人物。

王洪文並沒有意識到，他的鄰居——張春橋，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視著他。

張春橋只是對王洪文說，中央調他來京是讓他來學習。至於學習的時間多長，為什麼來京學習，張春橋都沒有明說。

張春橋的心中，一清二楚……

“九·一三”之後，毛澤東失去了他的“親密戰友”。張春橋藉助於種種去中南海的機會，盡力去接近毛澤東，央求著偉大領袖的垂青，以便謀得“接班人”的地位。

“王洪文會不會寫文章？”沒頭沒腦，毛澤東忽地問了張春橋這句話。

“靈敏度”極高的張春橋，立即從這一句問話中，窺見毛澤東心中的奧秘——他，正在注意著王洪文！

過了幾天，毛澤東見到張春橋，又問起了王洪文的身世。

醋意和欣喜雙重對立的感情，在張春橋的心頭交織：毛澤東矚目於王洪文，意味著“接班人”不再是他，使他沮喪，使他嫉妒王洪文。然而，偉大領袖的決策，從不為他人的意見所左右。毛澤東一旦決定了，任何人無法改變。毛澤東看中王洪文，對於張春橋來說，還是有利的。因為王洪文是他一手拉上政治舞臺的，王洪文對他言聽計從，王洪文進入中央，使他多了一個夥伴，多了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