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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一日，上海“基地”在不安中度過。
十月十二日，馬、徐、王仍沒有回上海。
“他們三個也肯定給扣起來了！”這樣的猜測，使上海“基地”由不安轉為焦躁，轉為暴怒。雖然後來得知馬、徐、王在十三日可以回滬，但朱永嘉等已經沒有耐心再等待了。
於是，十月八日之夜的一幕在上海重演了。
在檔案材料之中，施尚英關於十月十二日夜晚的描述最為詳細。下面引述這位當事者的回憶：十月十二日晚上八點半鐘，馮國柱等四個常委召集了總工會和寫作班，以及張春橋、王洪文的秘書十餘人，到康平路開會，進一步策劃反革命武裝叛亂。
會議氣氛非常緊張，並且吵吵嚷嚷的。
在混亂的吵聲中，朱永嘉突然站起來，兩手把袖子捲起，態度十分囂張地丟擲了要在十三日六點鐘之前乾的一整套反革命武裝叛亂方案，口號是四個還我：“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要民兵進駐電臺，要電臺廣播告全市人民書。
王知常接著說，現在不能再等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來做決定了，要麼大幹，要麼不幹，口號是四個還我。（引者注：這時朱永嘉寫了一張“民氣可用，決一死戰！” 的條子，在會場上傳閱。）
肖木急急忙忙的說，現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馬天水他們回來，就來不及了。
王少庸態度極其囂張地說，我提出把全市搞癱瘓了，請大家考慮。
陳阿大接著說，把上海搞癱瘓很方便，只要把電網一破壞就行了。
馮國柱態度積極地接著說，我補充一條，明天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從北京回到上海虹橋機場的時候，給扣起來。
我不理解，問馮國柱為什麼要扣馬、徐、王三人？
馮國柱說，你不懂，他們三個回來也可以代表市委下命令的（引者注：指代表市委下命令投降。這時有人很明確地說：“馬天水是軟骨頭，徐景賢是動搖派，王秀珍是既得利益者，三個人都可能投降了！”）會上還有人叫嚷，要封鎖長江航道和機常馬振龍的態度極其囂張，又哭又鬧，並且說，現在就要幹，不能再等了。
朱永嘉說，上海帶一個頭，外省市也會跟上來的，這樣就迫使他們放人（指迫使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放“四人幫”）。朱永嘉並且極其反動地提出，如果被鎮壓，失敗了，那麼象巴黎公社一樣，歷史上也會記上我們的業績的。我們這樣幹了，也對得起幾位領導了，指“四人幫”。
（引者注：這時，“歷史學家”朱永嘉來了個“古為今用”，講起了秦漢之爭，劉（邦）、項（羽）之爭以及巴黎公社血戰到底的歷史典故，然後，他和王知常提出：“民兵，你們工人幹部去搞。報社、電臺我們搞。我們和肖木一起起草宣言，天亮六時前派民兵佔領電臺，向全世界廣播我們的宣言。要幹就大幹！現在不幹。將來會在歷史上留下慚愧！”）在朱永嘉、王知常提出了一整套武裝叛亂方案以後，馮國柱要每一個人表態，廖祖康接著遍每個人，點著名的要表態同意朱、王兩個人提出的方案。到會的人都表了同意乾的態度……當夜，他們制定了兩個武裝叛亂方案，其一曰“悍一”，其二曰“方二”。
夜深人靜；在濛濛細雨中，一輛輛轎車駛出康平路。其中的幾輛朝東徑直駛向外灘。
矗立在外灘的上海總工會大廈400室，燈光耀如白晝，空氣中瀰漫著嗆人的菸草味。
廖祖康和上海市組織組負責人、王洪文心腹王日初在這裡召集緊急會議。“五虎將”全部到齊——陳阿大、葉昌明、黃金海、戴立清、馬振龍。這是一支“忠誠”‘於王洪文的力量，是“工總司”的老班底。他們要為援救“司令”而出力。他們研究了停水、停電的種種方案。主張“立即起事”。
畢竟馬、徐、王不在，這夥“王家班”研究了許久，未能有一個頭兒拍板。最後，只得決定：在工會系統（大體上也就是原“工總司”系統）向下“吹風”，使當年的那批“造反英雄”們起來第二次“造反”。他們擬定了二十多條“起義”的標語。還組織人馬以最快速度趕印進行“起義”的傳單。如果馬、徐、王不在十月十三日回滬，他們就決定在十月十三日晚大幹！
十月十三日凌晨一時，上海市總工會各級負責人匆匆趕到總工會大廈。這些負責人，大都是當年“工總司”的各級頭頭。他們緊急動員起來了。
根據廖祖康的意思，葉昌明在這凌晨緊急大會上，“吹”起“風”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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