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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王洪文在崇明圍墾，經常裝病回家逃避勞動。有一次，其他同志的家屬託他帶些食品到崇明，他竟把雞肉等好的食品偷偷吃掉，把雞頭、雞腳爪帶給人家。一九六五年，王洪文修理自己的房子，修理材料從彈子門鎖到水泥黃砂都是從廠裡明拿暗偷來的。不僅如此，王洪文還在里弄裡挑撥離間，製造鄰居糾紛，進行打擊報復。
王洪文的所作所為，我看在眼裡，記在心裡，我想，他哪裡象一個共產黨員，完全是工人隊伍裡的敗類。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寫了《王洪文十大罪狀》的大字報，貼到上棉十七廠。
我這一張大字報揭露了王洪文的要害問題，摸了他的老虎屁股，觸到了他的痛處。
他回到家裡，暴跳如雷，惡狠狠地咒罵：“他媽的，老子文革主任的位子被這個老太婆敲掉了，老子決不罷休。”“這個老太婆再敢到我家門前轉，我就把她捆起來摔死。”
王洪文竊取了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的職務後，就感到在定海街道居住的一段醜惡歷史是塊心玻於是，他就採取種種卑鄙手法，對我進行殘酷的政治迫害，妄圖把我一棍子打死，從而封住別人的嘴。
王洪文利用職權，先後派人調查我的歷史和表現，查祖宗三代。我出身很苦，從小就進紗廠做養成工；我愛人是共產黨員；我的子女表現都比較好。王洪文抓不到辮子就變換手法，派人找我談話，威嚇我，逼我說出大字報的幕後策劃者。我當場氣憤地回答他們：“我寫王洪文的大字報完全是根據他在里弄的現實表現寫的，都是事實。”一九七三年，王洪文又派人來威脅我，要我寫道歉書，向他認錯。我理直氣壯地說：“我只讀毛主席的書，沒學過寫道歉書。”王洪文見我不屈服，更是氣急敗壞，以勢壓人。我們里弄成立革委會時，里弄的幹部、群眾信任我，選我當了常委，王洪文指使人蠻橫無理地免掉了我的職務，並且規定：餘鳳珍今後一不能入黨；二不能當幹部。這樣，王洪文還不解恨，他透過人四處放風：“餘鳳珍這個老太婆是瘋子，精神脖，”這個老太婆寫的大字報都是謠言“。他們還尋事挑釁，圍攻謾罵我，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粉碎”四人幫“喜訊傳來，我高興得跳了起來，熱淚奪眶而出，。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我跟街道、里弄廣大群眾一起奔走相告，上街遊行……餘鳳珍還告訴筆者，王洪文曾經要開會鬥爭她。她不得不一度躲到福州兒子家中……王洪文在”競馴中敗北——自然，不僅僅因為餘鳳珍的那張大字報；當時，以王洪文為首的造反派，在廠裡還只是少數派。
“北京小將”鼓舞了他
在“文革”的大浪潮之中，大字標語的更換，比如今女人的時裝的“推陳出新”更為迅速。
上海國棉十七廠門口，貼出了嶄新的對聯：“大串連必需介紹信”，“鬥批改全靠本單位”。橫批是“請君留步”。
沒多久，旁邊出現另一副對聯：“幹革命何需介紹信”，“砸大門歡迎紅衛兵”。
橫批是“造反請進”。
層出不窮的“新生事物”——“紅衛兵”、“大串連”，導致了這樣針鋒相對的對聯的誕生。
北京，成了“文革”的中心。“紅色電波”不時傳來北京的“特大喜訊”。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從北京傳來了“特大喜訊”：百萬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在天安門城樓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中的紅衛兵宋彬彬，把一隻紅衛兵袖章戴在毛澤東的左臂上。
於是，各報以顯著地位，刊登了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袖章的照片。
王洪文端詳著毛澤東的照片，立即發出倡議：在上海國棉十七廠的民兵中，成立紅衛兵組織。
王洪文也報名參加紅衛兵。他想，毛澤東都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他也應該弄個紅衛兵袖章戴戴。
不久，來了個檔案，使王洪文頗為掃興：年齡在三十歲以下，才可以加入紅衛兵。
真不巧，王洪文三十一歲——超齡一歲，無法戴上紅衛兵袖章。
就在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之後，又一“新生事物”誕生了——“大串連”。
北京的紅衛兵是“文革”的排頭兵。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穿著沒有領章的軍裝，佩著鮮紅的袖章，戴著軍帽，北京的紅衛兵出現在酷暑的上海。
上海人用驚奇的目光，注視著這些手中拿著紅色語錄的北京紅衛兵，用尊敬的口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