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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已經成了一個爛攤子。除夕夜，上海一片告急聲：滬寧線上，五十七趟客車、貨車停駛，上萬名旅客飢寒交迫；黃浦江，一百多艘輪船靜靜地靠在碼頭，無人裝卸，海港積壓的物資達四十多萬噸；上千家工廠停工或者半停工；上海庫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楊樹浦發電廠的煤只夠用兩天了。如果煤再不運來，發電廠只好停電；……擁有六十萬工人的“工總司”和擁有八十萬工人的“赤衛隊”之間的一場大戰，怎不使上海——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陷入一片混亂？
除了“工總司”、“赤衛隊”之外，五花八門的“司令部”也應運而生：“上海紅色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所謂“紅色工人”，即臨時工，包括合同工、外包工、輪換工：“上海工人支農回滬革命造反司令部”——由那些被下放農村的工人組成的“造反司令部”：“上海市個體勞動者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上海市學徒造反革命委員會”：“紅衛軍”——由轉業、復員、殘廢軍人組成的，其中絕大部分是工人。
這樣名目繁多的工人“造反司令部”，竟有七十多個。這些“造反司令部”代表各自的經濟利益而“造反”：“紅色工人”要轉正（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便屬“紅色工人”），支農工人要回滬……這些“造反司令部”推波助瀾，使已經混亂不堪的上海更加混亂。
新年鐘聲剛剛響過，凌晨一點半，王洪文接到了張春橋從北京打來的電話，告知重要動向：周恩來給陳丕顯打電話，要陳丕顯把上海的工作抓起來，儘快把生產搞上去……“曹荻秋是不能再出來了。你們已經把曹荻秋搞臭、打倒。所以總理只能叫陳丕顯出來主持工作。”張春橋說，“其實，陳丕顯有陳丕顯的帳，你們照樣要和他清算。別以為總理叫陳丕顯出來，上海就是陳丕顯的了。那只是臨時性、過渡性的措施。上海不可能是屬於陳丕顯的！”
剛剛接完張春橋的電話，又從上海東湖路的市委招待所打來電話。東湖路也是一條不足千米的短小馬路，緊挨著繁華的淮海中路，是個鬧中取靜的所在。自從康平路一下子成為不平靜的馬路後，陳丕顯便把東湖路的市委招待所（人稱“東湖招待所”）作為臨時的辦公處。陳丕顯的秘書通知王洪文，馬上到東湖招待所開會。
凌晨三時，王洪文的轎車駛入東湖招待所。“二兵團”的“司令”耿金章已在那裡了，正與陳丕顯低聲交談，在商量什麼。王洪文的眼簾中攝入了那麼一個鏡頭，頓時使他頗感不快。
徐景賢來了，朱永嘉來了，“工總司”的黃金海、王腓利來了，交通大學“反到底”兵團的楊小兵來了，還有“首部三司駐滬聯絡站”的紅衛兵代表，哈爾濱、西安駐滬聯絡站的紅衛兵代表也繼續到會。
會議開始了。自一九六六年三月囚病退居二線的陳丕顯，此刻奉周恩來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陳丕顯向造反派們傳達周恩來的電話指示。王洪文掏著筆記錄著，眉頭緊皺。
在他看來，由一個“走資派”向造反派傳達周恩來指示，心裡不是個滋味兒。當陳丕顯傳達完畢，有人提議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書，王洪文便走開了。
王洪文要通了北京的電話，向周恩來的秘書唸了一通剛才的筆記。
“是這樣的。總理是有這樣的指示。”周恩來的秘書證實，剛才陳丕顯所傳達的是周恩來的原話。
“好，就這樣。”王洪文無可奈何掛上了電話。他原以為可以挑出點毛病來，給陳丕顯安上個“偽造總理指示”之類的罪名，不料，周恩來秘書卻證明陳丕顯的傳達並無訛誤。
當王洪文披著軍大衣回到座位，會議已推定中央音樂學院的紅衛兵舒澤池執筆起草告上海人民書。代表們你一言我一語，正在湊著告上海人民書的內容。
看著陳丕顯在那裡主持會議，徐景賢造反了。他指著陳丕顯說道：“我們造反派不聽你陳丕顯的，要你出來工作是給你一個考驗的機會，問題由我們造反派來解決！”
徐景賢的話音未落，王洪文馬上幫腔，他說出了張春橋在電話裡踉他說的話：“你陳丕顯有你陳丕顯的帳。你的帳，我們造反派遲早要跟你算的！別以為總理給你打電話，你就神氣活現。你跟曹荻秋一樣，都是走資派，都是‘赤衛隊’的後臺老闆！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以你和曹荻秋為代表的！”
徐景賢和王洪文這麼一鬧，會議亂了套。上海，正瀕臨崩潰的邊緣。周恩來要陳丕顯出來主持工作，為的是挽救大亂中的上海。東湖招待所的會議，本是為了貫徹周恩來的指示，眼下會議開上了岔道，變成了批判陳丕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