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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六日“全向東”之流為了穩裝聯司“群眾，匆匆忙忙組織了一個”赴京控告團“去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全向東”從北京寄給“聯司”第一封公開信，信中提出了七條所謂的“鬥爭方法”……“全向東”並在信中大肆攻擊以張春橋、姚文元同志為首的上海市革會。說什麼：“有人竟然宣傳在‘一月革命’後，上海已平靜無事，只要‘大聯合’就可以了，一切大事可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里的‘群眾領袖’去解決，開圓桌會議擺擺平。……必須把套在上海革命派頭上的精神枷鎖打碎。春橋、文元同志必須深入到群眾中去，特別是深入到上海的革命工人中間去。”
五月七日“全向東”寫給戚本禹同志一封信，惡毒汙衊偉大的一月革命。把“一月革命”中進行奪權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稱為強盜似的佔山頭。……“安亭事件必須重新估價”，“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眾領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機分子和野心家”。還叫囂“必須改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
五月三十一日“全向東”寫出大字報《是否毒草？》，攻擊新生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是“資產階級喉舌”，是“資產階級忠實的代言人”。
六月十日“全向東”回交大領工資時大放厥詞說：“全國六個革命委員會五個垮臺了，上海（革委會）你看好了，歷史會作結論的。”
六月二十四日“全向東”在人民廣場公開叫囂：上海公安機關“實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上海的政宣權力掌握在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手裡”。
七月十六日“支聯站”在人民廣場聚眾召開所謂“堅決捍衛六·六通令大會”，“全向東”在會上大放厥詞攻擊上體司、工總司等革命組織，咒罵“《文匯報》的頭頭”是“資產階級政客，……靠造謠過日子”。
七月二十二日“全向東”在“支聯站”大會上，出於他的階級本能，惡毒攻擊上海市革委會“比黑市委的反動路線還厲害”，並狂妄叫囂“徐景賢、王洪文就是新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七月二十五日，由“全向東”主持召開了各大區負責人會議，研究瞭如何進一步欺騙群眾等反革命策略。當晚，“全向東”煽動群眾衝擊在人民廣場開會的“紅三司”、“紅上司”革命小將，又衝進市公安局毆打革命戰士，後又衝擊市革會，“全向東”拿著喇叭狂叫：“徐景賢、王洪文從市革會滾出來。”真是狂妄已極。
……
在“全向東”的種種“反動言論”中，最使王洪文不安的是“安亭事件必須重新估價”，“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眾領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機分子和野心家”。須知，王洪文確實是“靠安亭事件起家的”。一旦安亭事件被否定，“工總司”也就垮臺，“司令”不復存在。
王洪文意識到，這個繼“赤衛隊”、“二兵團”之後冒出來的新對手，充滿著辣味。
第三次較量，比前兩次更為嚴峻。不過，與前兩次不同的是，如今的王洪文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手中有權有勢了。他想用手中的權勢，壓垮對手……福州路事件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一支由軍人組成的隊伍，開進了上海柴油機廠。
這支隊伍，有著一個冗長的名稱，曰：“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滬三軍支左辦公室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上海柴油機廠所生產的柴油機，有一部分是用作軍艦、魚雷快艇的動力，廠裡有保密的軍工車間。、不過，這支“宣傳隊”進廠，倒並不是為了軍工車間的生產，而是為了“支左”。
“支左”，亦即支援左派。毛澤東的關於軍隊要支左的指示，已經多次用黑體字標出，印在《紅旗》雜誌或《人民日報》的社論裡：“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援左派廣大群眾。”
“人民解放軍應積極地支援和援助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地反對右派。”
“人民解放軍應該積極支援左派廣大群眾。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
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是支援革命派還是支援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
這支穿著軍裝的隊伍，根據最高領袖的指示，前來支援左派，理所當然受到了“阿東”和“阿串”雙方的歡迎。
“東方紅”用黑體字刷出了大標語：
“熱烈歡迎解放軍宣傳隊來我廠支左！”
“聯司”為新魏體刷出了大標語：
“熱烈歡迎解放軍宣傳隊來我廠支左！”
雙方的口號一模一樣。不言而喻，不論“阿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