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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穀機。”
文章和詩都是同一個題材。它的描寫物件是城市。
後來在他的文稿中發現了一則札記：
一九二二年我回莫斯科的時候，我發現它荒涼，一半已快變成廢墟了。它經歷了革命最初年代考驗後便成為這副樣子，至今仍是這副樣子。人口減少了，新住宅沒有建築，舊住宅不曾修繕。
但即便是這種樣子，它仍然是現代大城市，現代新藝術唯一真正的鼓舞者。
把看起來互不相容的事物和概念混亂地排列在一起， 彷彿出於作者的任性，像象徵主義者布洛克、維爾哈倫、惠特曼那樣，其實完全不是修辭上的任意胡來。這是印象的新結構，從生活中發現的，從現實中臨摹的。
正像他們那樣，在詩行上驅趕一系列形象，詩行自己擴散開，把人群從我們身邊趕走，如同馬車從十九世紀末繁忙的城市街道上駛過，而後來，又如二十世紀初的電氣車廂和地鐵車廂從城市裡駛過一樣。
在這種環境中，田園的純樸焉能存在。它的虛假的樸實是文學的贗品，不自然的裝腔作勢，書本里的情形，不是來自農村，而是從科學院書庫的書架上搬來的。生動的、自然形成並符合今天精神的語言是都市主義的語言。
我住在人來人往的十字路口。被陽光照得耀眼的夏天的莫斯科，庭院之間的熾熱的柏油路面，照射在樓上窗框上 的光點，瀰漫著街道和塵土的氣息，在我周圍旋轉，使我頭 腦發昏，並想叫我為了讚美莫斯科而使別人的頭腦發昏。為 了這個目的，它教育了我，並使我獻身藝術。
牆外日夜喧囂的街道同當代人的靈魂聯絡得如此緊 密，有如開始的序曲同充滿黑暗和神秘、尚未升起、但已經 被腳燈照紅的帷幕一樣。門外和窗外不住聲地騷動和喧囂 的城市是我們每個人走向生活的巨大無邊的前奏。我正想從這種角度描寫城市。
在儲存下來的日瓦戈的詩稿中沒有見到這類詩。也許《哈姆雷特》屬於這種詩？
八月末的一天早上，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在加澤特內街拐角的電車站上了開往尼基塔街方向的電車，從大學到庫德林斯卡亞大街去。他頭一天到博特金醫院去就職，這所醫院那時叫索爾達金科夫醫院，這也許木是他頭一次上那兒接洽工作。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不走運。他上了一輛有毛病的電車，這輛電車每天都出事故。不是大車輪子陷進電車軌道，阻擋電車行駛，便是車底下或者車頂上的絕緣體出了故障，發生短路，僻僻啪啪冒火花。
電車司機常常拿著扳鉗從停住的電車前門上下來，圍繞著電車察看，蹲下來鑽進車底下修理車輪子和後門之間的部件。
倒黴的電車阻擋全線通行。街上已經擠滿被它阻擋住的電車，後面的電車還源源不斷地開來，都擠在～起。這條長龍的尾巴已經到了練馬場，並且還在不斷地加長。乘客從後面的車上下來，跑去上前面出事故的那輛電車，彷彿換乘一輛車能佔多大便宜似的。炎熱的早晨擠滿人的車廂又悶又熱。在從尼基塔門跑過石板路的一群乘客頭上，～塊黑紫色的烏雲越升越高。快要下暴雨了。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坐在車廂左邊的單人座位上，被擠得貼在窗戶上。音樂學院所在的尼基塔街有側的人行道一直在他眼前。他望著這一側步行的和乘車的人，一個也沒放過，腦子卻不由自主地、漫不經心地想著另一個人。
一個頭戴纏著亞麻布製成的雛菊花和矢車菊花的淡黃色草帽、身穿紫丁香色的老式緊身連衣裙的女人，在人行道上吃力地走著，累得氣喘吁吁，用手裡拿著的一個扁平小包不停地扇自己。她穿著緊身胸衣，熱得渾身無力，滿臉都是汗，用花邊手絹擦著被浸溼的眉毛和嘴唇。
她行走的路線和電車軌道平行。修好的電車一開動，便超過她。她有幾次從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視線中消失。電車再次發生故障停下來的時候，女士趕過電車，又有幾次映入醫生的眼簾。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想起中學的算術題，計算在不同時間內以不同速度開動的火車的時間和順序。他想回憶起通常的演算方法，可什麼也回憶不起來。他沒想出演算的方法來，便從這些回憶跳到另外的回憶上，陷入更為複雜的沉思中。
他想到旁邊幾個正在發育成長的人，一個靠著一個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去，想到在生活中不知誰的命運能超過另一個人的命運，誰比誰活得更長。他想起某種類似人生競技場中的相對原則，但他終於思緒紊亂，於是放棄了這種類比。
天空打了～個閃，響起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