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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溜過去，那些綠色的酒杯就輕輕發出一陣叮噹的碰撞聲。
科馬羅夫斯基處於盛怒之下，各種相互牴觸的情緒在心裡翻騰。多麼丟臉，多麼荒唐！他怒不可遏。他的處境發發可危。這件事毀了他的名聲。不過還來得及彌補，要不惜任何代價防止事態進一步發展，必須快刀斬亂麻，如果風聲已經傳開，就得壓住，得趁著種種流言剛一冒頭就緒回去。另一方面，他再次感到，這個絕望、發瘋的姑娘有一種無法抗拒的吸引力。一眼就可以看出，她與眾不同。在她身上永遠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東西。然而，無論多麼讓人傷感和無法挽回，看來正是他毀了她的一生！她拼命掙扎，無時無刻不在反抗，一心要按自己的意志改變命運，開始全新的生活。
需要從各方面幫助她，也許應該給她租間房子，但千萬不能再把惹她，恰恰相反，要避開她，躲在一邊，不露任何痕跡，否則，她那樣一種性格，還會幹出可怕的事來！
往後麻煩事還多得很呢！眼前這事木可能不了了之，因為法律是不寬容的。天還沒亮，事情才發生了兩個小時，警察已經來過兩次了。科馬羅夫斯基在廚房裡和警察分局長作了解釋，才把事情平息下來。
不過越往後越複雜。需要證明拉拉開槍打的是他，而不是科爾納科夫。但是隻憑這點，事情還不能了結。拉拉可以減輕一部分責任，其餘方面還要受到法庭的審訊。
不用說，他正千方百計設法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不過要是立了案，那就必須弄到一份可以說明拉拉行兇時已經喪失了自制力的精神病鑑定，爭取把此案撤銷。
經過這一番盤算，科馬羅夫斯基才平靜下來。黑夜過去了，白晝的光線從屋子的這一間照到那一間，就像一個小偷或者像當鋪的估價人朝桌子和沙發椅下面察看似的。
科馬羅夫斯基走進臥室，看到拉拉的情況並沒有好轉，便離開斯文季茨基家，坐車去找他熟識的律師——一位在俄國居住的政治僑民的妻子魯芬娜·奧尼西莫夫娜·沃伊特一沃伊特科夫斯卡啞。她那套有八個房間的住宅已經超出需要，經濟上也無力維持，就租出去兩間。不久以前有一間空出來了，科馬羅夫斯基就替拉拉租了下來。幾小時以後，仍然半昏迷的、渾身發熱的拉拉便被送到那裡。她由於神經受刺激而患了熱病。
魯芬娜·奧尼西莫夫娜是個思想先進的婦女，反對一切偏見。照她所想和所說的來看，她對世界上～切“正當的和有生命力的”事物都同情。
她在五斗櫥裡儲存了一份有制定者簽名的《愛爾福特綱領昨。掛在牆上的許多照片當中有一張是她丈夫的，她稱他為“我的善良的沃伊特”。這照片是在瑞士的一次群眾遊樂會上和普列漢諾夫一起拍攝的。兩個人都穿著有光澤的毛料上衣，戴著巴拿馬草帽。
魯芬娜·奧尼西莫夫娜一見拉拉便不喜歡這位生病的房客。她覺得拉拉是個裝病的潑辣女人。她高燒時說的胡話，在魯芬娜·奧尼西莫夫娜看來完全是假裝出來的。魯芬娜·奧尼西莫夫娜隨時可以發誓，斷定拉拉扮演的就是“獄中的格蕾欣”的角色。
魯芬娜·奧尼西莫夫娜有意作出種種過分活躍的舉動，以此表示對拉拉的鄙視。她把門弄得砰砰響，大聲唱歌，像一陣風似的在自己住的房子裡走動不停，而且整天開著窗戶透氣。
她的住宅位於阿爾巴特街一所大房子的最上層。這一層的窗戶，從冬天太陽偏轉過來的季節開始，一直對著澄澈明朗的藍天，寬闊的藍天有如汛期的一條大河。整個住宅半個冬天都洋溢著未來春天的氣息。
南方吹來的暖風透進氣窗，在車站那一邊拼命響著火車的汽笛。病中的拉拉躺在床上，用遙遠的回憶消磨自己的閒暇。
她常常想起七八年前從烏拉爾來到莫斯科的第一個夜晚。那是難以忘懷的童年。
當時，他們坐了一輛出租馬車沿著無數條昏暗的街巷穿過莫斯科全城往旅館去。迎面越來越近的和拋在後面漸漸遠去的街燈，把佝倭著上身的車伕的影子投到房屋的牆壁上。影子越來越大，越來越大，大到很不自然的程度，遮住了路面和房頂以後便消失了，接著又重新開始。
昏暗中，天空響起莫斯科各處教堂的鐘聲，地上雪橇的滑軌響亮地駛向四方，就連那些吸引人的櫥窗和燈火也同樣讓拉拉覺得震耳，它們似乎也和大鐘、車輪一樣發出聲音。
房間裡桌子上擺著科馬羅夫斯基向他們祝賀喬遷之喜的大得出奇的西瓜，還有面包和鹽，使拉拉眼花絛亂。她覺得這西瓜就是科馬羅夫斯基權勢和財富的象徵。當維克托·伊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