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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似是有目共睹的，他們對悲劇和瓦格納的熱情也是一脈相承的。然而他們不同的是，尼采相信一種人的進化，並把意義寄託於其中。而叔本華並不以此為信念。西美爾更欣賞的是叔本華，叔本華的“否定性”是跳出了歷史侷限的更深的觀照。
“對一個終極生活目的的需求並未喪失。叔本華的哲學是對現代人的這種狀態之絕對的、哲學的表達。他哲學的中心是，世界和我們自身固有的形而上本質在我們的意志中得到它全面的和唯一決定性的表達。對叔本華而言，生命由於其本身的意志，最終註定陷於無價值和無意義的境地。
“與叔本華相反，尼采從進化思想創造了全新的生命概念：生命從其自身出發，從其最本己、最內在的本質看是上升、增多，是周圍的世界力量向著主體日益加強的集中。生命本身便可能成為生命的目的。”
《經濟與社會》
＇德＇馬克斯·韋伯（1864～1920） 林榮遠譯
這算是韋伯的最後一本書。全書兩個部分，分別寫於1911～1913年和1918～1920年兩個時段，於1920年韋伯去世後由其遺孀整理出版。它可以說是韋伯多年思想的積累，一方面是對社會學概念的整體範疇梳理，另一方面是討論宗教、市場、法律、政治共同體的具體社會學，厚重的著作很難讀完讀透，但絕對是一本值得時常取出並學習的經典。
對於思想家的浩瀚與洞察，最直接的體會莫過於讀到那些精準深刻得令人悲痛的警告性預言。思想家因為洞悉過程的實質，所以能指出問題所在，推匯出可能的惡劣結果。他們或許希望這樣的警示能讓世人覺醒，然而事實往往是，即便他們發出聲音，歷史還是無可阻擋地掉入了他們預言的深淵。而這是他們最悲涼的偉大。
“民主化的消極意義是讓蠱惑性的政客獲得權力，而其積極意義在於政治領導人不再會僅僅被寡頭們所壟斷。獨裁專制特有的手段就是公民表決，它不同於平常的選舉，而是相信自己信賴的人具有領袖使命。
“一旦當官僚體制消極對付議會的干涉，國家則會成為‘極權國家’的一個變種……對官僚體制的監督也就成為議會的第一個基本任務……需要議會能夠召集專家和查閱檔案，以此來對官員行為評估，即議會必須具有調查權。可惜，德國帝國議會並沒有這項權力。”
全書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