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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效仿的榜樣。現存的大理石座位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0年左右，它們殘缺卻整齊，偶爾能看到遺留的雕刻。坐在座位上，不僅可以看到舞臺，還可以俯瞰今日的雅典城。
希臘悲劇達到了如此高的高度，以至於成為歐洲19世紀哲學和藝術的楷模。19世紀歐洲在浪漫主義的整體氛圍中，從騎士傳說和英雄史詩中尋找崇高悲壯的因素。叔本華寫下關於靈魂壯美的悲劇的哲學，音樂家瓦格納創作革新的悲劇歌劇，尼采寫下《悲劇的誕生》。這本小書並不厚重，也許連尼采自己也沒有料到它的影響如此長久。尼采為希臘悲劇中蘊含的哲學賦予極高讚頌，他為這意象傾盡心血，不僅辨析藝術的哲學，更獲得自身探索的無窮的動力。
尼采說，人的精神狀態可以分為理智的太陽神狀態和迷醉的酒神狀態。前者是旁觀分析，是清醒的批評，後者是全情體驗，是沉醉的感受。酒醉與狂喜都是人與宇宙太一合一的表現，悲劇的崇高是二者的結合。這種酒神式的體驗是用直覺領悟宇宙太一，比自以為是的審視的推理更能接近真理。尼采的悲劇觀念繼承自叔本華，叔本華為悲劇賦予了同樣高的藝術地位，他將美分成與意志對抗的崇高的壯美和細節精緻的普通的優美，而希臘悲劇無疑屬於震撼的壯美。
古希臘悲劇的魅力如此之強，引起現代哲學家這樣激烈的讚揚，這並不奇怪，其原因正可以從阿伽門農三部曲中尋找提示。
阿伽門農王的妻子為何將他殺死？原因有多重。第一重，最簡單的理由，是她的婚外情，阿伽門農十年不歸，她訴說了一個女人獨守空閨的痛苦與哀怨。然而這並不是決定性的理由。更關鍵的理由是阿伽門農殺死了她的女兒，他們的女兒。當阿伽門農遵宙斯指令遠征邁錫尼，另一位神阿爾忒彌斯揚起風暴，阻止大軍前行，聲稱只有阿伽門農獻祭了自己的女兒，全軍才能平安度過。一面是女兒，一面是國王的責任與戰爭光榮，阿伽門農選擇了後者。當長老圍攻克呂泰墨斯特拉的時候，她毫無畏懼地反擊說：“你現在判處我被放逐出國，叫我遭受市民的憎恨和公共的詛咒，可是當初你全然不反對這傢伙，那時他滿不在乎，像殺死一大群多毛的羊中的一頭牲畜一樣，把他自己的孩子，我在陣痛中生的最可愛的女兒，殺來獻祭，使吹來的暴風平靜下來。難道你不應當把他放逐出境，懲罰他這罪惡？”在這樣的自我辯護中，一個複雜的形象在我們面前逼問。她自私而不守道德，兇狠而富有心計，然而她是一個母親，她不認為為了勝利可以獻出女兒，她有理由憤怒。十年後的血案在十年前就有伏筆，一位母親不能接受一位國王。
悲劇繼續上演。阿伽門農死後，兒子阿瑞斯忒斯和女兒厄勒克特拉被放逐遠方，他們恨母親殺死父親，藏了復仇之心。厄勒克特拉在父親的墓前鼓勵弟弟報仇，她說：“如同野狼心性兇狠難動惻隱，我這心靈由我那母親鑄就。”幾年之後王子喬裝返回王宮，用計策騙過母親，殺死母親的情人，為父報仇。在面對母親的時候，他也曾猶豫，問別人該怎麼辦，但最後還是想到了父親。當母親說“我撫育過你，我應該和你度晚年”時，他說：“殺父兇手想和我住在一起？”最後他親手弒母，吞下家族又一枚苦果。
在奧瑞斯忒斯復仇之後，歌隊唱到：“沒有人能無過失地活在世上，沒有人能無災難地度過一生。啊，苦命，啊，人生，或現在，或很快會降臨。”很快，他們的預告變成現實，苦難又一次降臨。王子復仇大功告成，但血親的謀害卻喚醒了沉睡的正義女神，追索王子，討還其弒母之罪。阿波羅保護奧瑞斯忒斯，與復仇女神對峙。家族間的仇恨轉化為神與神的鬥爭。最後的解決也是由神來主持：雅典娜召集最好的雅典人，共同組成法庭，投票審判。在奧瑞斯忒斯復仇之時，歌隊曾唱：“存在古老的習俗：一旦有兇殺，血灑地面，便要求以血作償付。死者大聲呼喚埃里尼斯，要求殺戮對殺戮，死亡對死亡，一代代瘋狂地作報復。”而到了審判的時刻，雅典娜說：“阿提卡人民，請聽我的法規，你們這是第一次審判流血案。這個陪審法庭將永遠存在，永遠存在於埃勾斯的人民中間。”這是歷史過程中的重大轉變：用公共法庭審判私人恩怨。
這樣血腥而複雜的劇情，埃斯庫羅斯將其表現得並不驚悚，而是悲壯而動人。舞臺焦點不是對與錯，而是人自身之內的劇烈鬥爭。對阿伽門農，對抗的力量是作為父親和作為統帥；對王后，對抗的力量是作為妻子和作為母親；對王子，對抗的力量是作為母親的兒子和作為父親的兒子；對於神明，對抗的感情是人間的血仇和無可抗拒的正義。總之，對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