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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首輔大人，其權之大，大到皇帝還畏讓三分的地步，神宗做了錯事，母親慈聖太后拿《漢書》要神宗看《霍光傳》，那是指張居正有霍光之權了，雖然張居正對神宗還有師生之情，沒有廢他，但是他的權只怕不比霍光的小了，文臣武將，唯他命從，內宮馮保雖貪，但張居正恩威並用，倒是也將之籠絡的很好，太后也是明理之人，大權盡在他手，倒是神宗成了橡皮圖章，這等事，除了那些擅權篡位如曹操司馬昭外，也就只有霍光諸葛亮可以比擬了。張居正不論在明朝還是整個宰相史上都是個異類。
再說其忠：若單論大權獨攬，那便罷了，且不論曹操高歡這等篡權之人，就拿明朝那位“立皇帝”劉瑾和“九千歲”魏忠賢來說，其權就不小。但是他們要權是為了子孫做皇帝，或為自己收羅錢財。象張居正攬權，卻是為了大明江山。若是他真是個奸臣，為自己著想，那就應該廢了神宗，再立一幼君，這樣就不用但是神宗親政了，不然雖然自己大權仍可獨攬，但是皇帝成年，仍不交權，在道理上卻是說不過去，假若再立新君，便無此種擔憂了，但是張居正卻沒這麼做，他雖然手握大權十年，但是卻沒刻意的結黨營私，就連神宗秋後算帳，拿張居正問罪，查來查去，也沒查出個“張黨”出來，時人諸多對張居正新政不滿，吵吵嚷嚷，也就集中在張居正新政和擅權的問題上，也沒出現過懷疑到張居正的“忠”吧，張居正死後，御史丁此呂跳出來拿鄉試題目“舜亦以命禹”做文章，說張居正想做那個“禹”但是就算想對張居正下刀的神宗自己也不信，丁此呂結果去職了。張居正諡號“文忠”，實在是恰當不過。
再說其才：中國歷史上最出名的三次新政，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新政，商鞅變法自不必說，君王有心，商鞅有才，兩者一起努力，奠定秦國一統天下的基業。而王安石變法，宋神宗雖然支援，但是神宗性子太急，王安石雖然有制訂政策之才，但是性子太急，又不能識人，（我覺得王安石還是適合在一個小地方施行變法，親力親為可以把變法施行的很完美，到中央關鍵是用人，王安石這方面的才能不足，只能說是百里之才吧。）變法還是有缺陷。而張居正其新政完全由張居正一手策劃執行，居然短短十年國富民強，不能不說張居正確有其才。（當然，那段時間外部形勢也好，北部邊防一直沒大亂，可以專心搞內務，不過外部環境好，內部治理還是張居正之功。）
有權，可執掌天下，一展胸中抱負，有才，可治理國家，使國家富強，有這兩點已經可稱為能臣，何況張居正對朝廷忠心耿耿。（別看明末那漢奸多，但是整個來說明朝能臣忠臣極多。）這樣說來整個中國歷史也就只有諸葛亮可與之比擬了。（諸葛亮在軍事上也花了太多精神，政策上革新不多，不過這只是沒這個機會，不能說諸葛亮無才，何況不一定要有新政才能表現自己的才幹。）但是諸葛亮流芳千古，張居正卻頗多人弊病，險些遭鞭屍之罪。人間世道真是不公。
但是，世間之事自有其的道理，張居正自開始他的萬曆新政，他的性格，他的做事方法，就決定了他日後的命運。
張居正，字叔大，別號太嶽，嘉靖年間，考取進士，以庶吉士身份入仕。此時嘉靖皇帝已經厭倦了不是人做的皇帝位子，一心求仙去了，結果內閣中夏言和嚴嵩爭權，寫的一手好青詞的嚴嵩終於擊敗了只知世間俗務的夏言，當了首輔，這段時期明朝的情況有點糟糕，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居然率軍攻到北京城下，本來要說假如成祖在位時，那說不定成祖還高興一下，正愁找不到你呢，北京的三大營幾十萬大軍不是吃素的，但是此時的明朝卻不是明初了，三大營在土木堡之變中消失殆盡，之後的各位皇帝也沒錢全部恢復，而要留得一身清白在人間的于謙已經死了近百年了，而嚴嵩只會作給上天的青詞，對那群草原來的遊牧人卻是不能用青詞打動他們的，想必他們也聽不懂那文縐縐的話。唯一還好的是俺答他們只要“求貢”，還沒攻進城的打算，於是便就拖吧，拖的時間長，四面的援軍多了也有底氣，遊牧人搶的東西多了，總會想家的，果然不久俺答就回去了，嚴嵩派兵還禮送了一段。城是沒破，那要再等近百年，西北的流民來了才破門而入，但是面子是丟的大了，滿朝文武都以此為恥。
此時的張居正還是一個小官，觀他日後的風範，自不會學海瑞，楊繼盛那般毅然上表針弊時事，想來就算私人聚會上，他也不會學清流那般慷慨激昂的，最有可能的是他摸著自己剛蓄的鬍子，眯著眼，想著昨天在戶部看到的公文，又有多少銀子浪費在不該用的地方了。但是這些他不會當著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