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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黃白花的小貓。威爾思的 The first msn in the moon（《月亮上的第一個人》），把月亮上的社會生活與螞蟻的分工合作相較，顯然是有意的指出人類文明的另一途徑。我的貓人之所以為貓人卻出於偶然。設若那天我是抱來一隻兔，大概貓人就變成兔人了；雖然貓人與兔人必是同樣糟糕的。
貓人的糟糕是無可否認的。我之揭露他們的壞處原是出於愛他們也是無可否認的。可惜我沒給他們想出辦法來。我也糟糕！可是，我必須說出來：即使我給貓人出了最高明的主意，他們一定會把這個主意弄成個五光十色的大笑話；貓人的糊塗與聰明是相等的。我愛他們，慚愧！我到底只能諷刺他們了！況且呢，我和貓人相處了那麼些日子，我深知道我若是直言無隱的攻擊他們，而後再給他們出好主意，他們很會把我偷偷的弄死。我的怯懦正足以暗示出貓人的勇敢，何等的勇敢！算了吧，不必再說什麼了！
五、《離婚》
也許這是個常有的經驗吧：一個寫家把他久想寫的文章撂在心裡，撐著，甚至於撂一輩子，而他所寫出的那些便是偶然想到的。有好幾個故事在我心裡已存放了六七年，而始終沒能寫出來；我一點也不曉得它們有沒有能夠出世的那一天。反之，我臨時想到的倒多半在白紙上落了黑字。在寫《離婚》以前，心中並沒有過任何可以發展到這樣一個故事的“心核”，它幾乎是忽然來到而馬上成了個“樣兒”的。在事前，我本來沒打算寫個長篇，當然用不著去想什麼。邀我寫個長篇與我臨陣磨刀去想主意正是同樣的倉促。是這麼回事：《貓城記》在《現代》雜誌登完，說好了是由良友公司放入《良友文學叢書》裡。我自己知道這本書沒有什麼好處，覺得它還沒資格入這個《叢書》。可是朋友們既願意這麼辦，便隨它去吧，我就答應了照辦。及至事到臨期，現代書局又願意印它了，而良友撲了個空。於是良友的“十萬火急”來到，立索一本代替《貓城記》的。我冒了汗！可是我硬著頭皮答應下來；知道拚命與靈感是一樣有勁的。
這我才開始打主意。在沒想起任何事情之前，我先決定了：這次要“返歸幽默”。《大明湖》與《貓城記》的雙雙失敗使我不得不這麼辦。附帶的也決定了，這回還得求救於北平。北平是我的老家，一想起這兩個字就立刻有幾百尺“故都景象”在心中開映。啊！我看見了北平，馬上有了個“人”。我不認識他，可是在我二十歲至二十五歲之間我幾乎天天看見他。他永遠使我羨慕他的氣度與服裝，而且時時發現他的小小變化：這一天他提著條很講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騎上腳踏車——穩穩的溜著馬路邊兒，永遠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遠走不到目的地，太穩，穩得幾乎像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種生活趣味的展示。我不放手他了。這個便是“張大哥”。
叫他作什麼呢？想來想去總在“人”的上面，我想出許多的人來。我得使“張大哥”統領著這一群人，這樣才能走不了板，才不至於雜亂無章。他一定是個好媒人，我想；假如那些人又恰恰的害著通行的“苦悶病”呢？那就有了一切，而且是以各色人等揭顯一件事的各種花樣，我知道我捉住了個不錯的東西。這與《貓城記》恰相反：《貓城記》是但丁的遊“地獄”，看見什麼說什麼，不過是既沒有但丁那樣的詩人，又沒有但丁那樣的詩。《離婚》在決定人物時已打好主意：鬧離婚的人才有資格入選。一向我寫東西總是冒險式的，隨寫隨著發現新事實；即使有時候有個中心思想，也往往因人物或事實的趣味而唱荒了腔。這回我下了決心要把人物都拴在一個木樁上。
這樣想好，寫便容易了。從暑假前大考的時候寫起，到七月十五，我寫得了十二萬字。原定在八月十五交卷，居然能早了一個月，這是生平最痛快的一件事。天氣非常的熱——濟南的熱法是至少可以和南京比一比的——我每天早晨七點動手，寫到九點；九點以後便連喘氣也很費事了。平均每日寫兩千字。所餘的大後半天是一部分用在睡覺上，一部分用在思索第二天該寫的二千來字上。這樣，到如今想起來，那個熱天實在是最可喜的。能寫入了迷是一種幸福，即使所寫的一點也不高明。
在下筆之前，我已有了整個計劃；寫起來又能一氣到底，沒有間斷，我的眼睛始終沒離開我的手，當然寫出來的能夠整齊一致，不至於大嘟嚕小塊的。勻淨是《離婚》的好處，假如沒有別的可說的。我立意要它幽默，可是我這回把幽默看住了，不准它把我帶了走。饒這麼樣，到底還有“滑”下去的地方，幽默這個東西——假如它是個東西——實在不易拿得穩，它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