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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衛生也是差得離譜，月薪800元的掃地阿姨就是累死也掃不完垃圾。2009年11月30日，布吉城管執法隊聞訊去執法，第一天像秋風掃落葉一樣，所有攤販銷聲匿跡。正當感嘆時，突然聽到有人感嘆，“記者來了是我們的榮幸，明天咱還接著擺（攤）。”第二天一早，如這名陌生的攤販所言，攤販像準時上班的人一樣，照常擺攤。而執法隊為了維護執法成果，將一臺執法車停在芬龍一巷，車上的兩名執法人員因為面對太多的擺攤者無法下手，只能和擺攤者相視而望。其實，附近並非沒有正規的肉菜市場，政府或攤販自己完全可以組織前往正規市場經營，取締亂擺賣並非就是斷了攤販們的生路。但我所看的是，記者的曝光被藐視，執法隊被輕視，人們心目中的“弱勢群體”非常強勢。
城管來了，小販你至少也學會撒開腿跑一下吧；媒體曝光了，你至少也學著收斂一點吧，哪怕做做樣子也讓人心裡好受點。
領導說過，任何時候，處理任何問題都要記住不卑不亢，我深以為然。每個人或每個團隊要真正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要不卑，不亢，也不要越格，這個格是個人或團隊能夠被社會所認可的內在平衡的格，如果越格了，就會有人看不順眼，平衡打破了，自然會有事情發生。
我本善良，請不要利用我心底的善意。
（肖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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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與豬頭
飄蕩的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飄動的是藍底黃十字的瑞典國旗和五星紅旗，飄灑的是黃玫瑰和白玫瑰的馨香。2009年11月，這是瑞典一家世界500強企業進入深圳的開工儀式現場，優雅、溫馨的情調和氣氛，充滿了歐式風情——直到一轉頭，猛然看到角落裡赫然擺放的一個豬頭。
賓主觥籌交錯間的是白蘭地；儘管邀請的大多是來自中國各地的重要客戶，但照顧到“主人”的身份，當天活動的“官方語言”全部是英語。在主持人的致詞中，她向瑞典的這些嘉賓們介紹說，在開工儀式上擺放豬頭並向其行禮，是廣東一帶的風俗，預示著能夠給公司帶來財運。而更加激動人心的一幕，是該公司一位金髮碧眼的總經理，手拈三炷香，在眾多西裝革履儀表非凡的嘉賓注目中，畢恭畢敬地對著這隻豬頭連連鞠躬。
雖然回想起來有些滑稽，但實際上，這樣的一幕已經不算是新鮮了。在深圳做記者的幾年裡，參加了大大小小的開業儀式和慶典，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企業，都會上演類似的活動——不過絕大多數還是舞獅，拜豬頭相對比較少。而放到100年前，這些儀式和風俗，或許被心理優越的西方人看做是“未開化”的荒蠻之舉。
“許多年來，全歐洲都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荒謬最奇特的民族；他們的剃髮、蓄辮、斜服睛、奇裝異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腳，長期供給了那些製造滑稽的漫畫家以題材；同時，使中國人感到陶醉的閉關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經常激起了歐洲人的嘲笑和輕視。”這是英人軍官在《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中的描述。而同時代的美國作家傑克·倫敦，在他的小說《白與黃》以及《黃手帕》中，對當時大批湧入美國卻從事鐵路工等血汗勞動的華人進行了漫畫式醜化。而從當年的鄙視、漠視、堅船利炮的進攻，到今天對於一個豬頭的頂禮膜拜，態度已經是180度的大轉彎。
大學裡學習外國經濟史，第一節課老師列出必讀書目，第一本書就是哈佛大學教授薩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時至今日，“文明的衝突”仍然是各個國家出現矛盾（其中相當多數是商業糾紛）時搬出來的解釋詞。《時代》曾讓我們的一位前國家領導人穿上了LV的服裝，在他們覺得好玩的時候卻招致不少國人的斥責。有時候，這種文明的誤讀更多的需要時間來撫平，在吳曉波的《激盪30年》裡記載了改革開放之初的一些有趣細節，1978年一個外國旅遊團在蘭州被10萬蘭州人圍觀；1980年夏天遊故宮的人竟然不看國寶和宮殿，只為了圍觀外國遊客；1978年法國人皮爾·卡丹走在北京長安街上，引來清一色樣式服裝的中國人的詫異目光……經歷了若干年的封閉之後，國人重新從外國人的藍眼睛中審視自己。而到今天，外資“超國民待遇”的優惠已經被取消，眾多國際企業紛紛擠進中國市場，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更是被看做拯救世界經濟的一根稻草。
希望這些國外企業，不要犯幾百年前他們老祖宗的那種想當然——鴉片戰爭後，英國商人曾以為開啟了中國這個廣闊的市場而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