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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飯店’建於三十年代，屹立在外灘鬧市。條件不錯，房間寬敞，內有衛生間，地板打蠟。一樓是餐廳，每餐都有四個菜餚可供選擇，清湯免費。
因為天熱，我們把涼蓆鋪在地板上睡覺。一改工作時間，辦事早出晚歸，中午休息二、三個小時。到上海之後，我的心裡一直壓著一塊沉重的石頭，沒有逛百貨，更沒有遊公園，一門心思放在聯絡進修上。幾天下來，雖然摸清了一些情況，但難以具體落實。
首先去拜訪了何必理教授，他是上海第二軍醫大學泌尿外科主任，在醫務界挺有名望。但聽說‘二軍醫大’和‘四軍醫大’調防，去了西安。我的心一下涼了。洪達打聽到，何教授因身體原因，病休在上海，並沒有去西安。
我在他家門口徘徊了三天。終於有一天，在一個僻靜處攔住了他，小聲說：“何教授，我是東北來的，給你帶封信。”他楊了楊眉毛，警惕地問：“誰？”“何大夫，何必成大夫，”他哦了一聲，用眼神示意我尾隨其後。拐了幾個彎，到一所小樓前。進了門，他趕緊拴上了門。瞪大眼睛問：“信呢？”我摸出信給他，他看著，看著，眼睛發紅，滴下了幾滴老淚，有幾分傷感的說：“我和必成十幾年沒見面了，他真是時運不濟啊！”他不無遺憾地說：“要是過去安排幾個進修生，小事一樁。可現在我自己‘泥菩薩過河’沒法幫你了。不過我給你介紹個人，他叫高蘇，長征醫院整形外科教授，好像也是你們浙江人。我給你寫個條子，你可以去找一找他。”我千恩萬謝地告辭出門，也許是熱的，也許是緊張的，汗衫都溼透了。
我找尋的第二個目標是楊主任，他是表姐醫學院的同學，聽說當年還追求過她。我在復興中路找到了他的寓所，他還是一個人，沒有結婚。聽說我是東方醫生的表弟，他眼睛都亮起來了；“你姐還好嗎？”我說了她的近況。楊主任嘆口氣說：“你姐脾氣倔，認定了不改悔。當年我就勸過她，搞哲學風險大，可偏偏相中了他，以後就有苦頭吃了”。我提到表姐要調來南方時，他特別高興；“讓她到上海來吧，我們都歡迎她”。關於我的進修，他也說了實話：“安排一個很勉強，安排三個恐怕不容易，我替你問問吧。”從中流露出他的無奈。我從表姐那另一個同學那裡獲知他，在‘*’中也受到衝擊，罪狀竟是同性戀。
劉處長建議我：“改改路子，從上到下也許好辦一些。”我在洪達的陪伴下，去了上海市衛生局。一早，剛上班，我們在二樓找到掛著‘醫政處‘的一個大房間，裡面只有一個人，坐在皮轉椅上看報紙，桌上還有一杯沏好的茶。他見我們進來，屁股也沒欠一下，斜睨了一眼：“什麼事？”我遞上介紹信，他看了一眼；“聯絡進修？黑龍江、煤礦不對口啊！”我把背得滾瓜爛熟的說詞重複了一遍。他抬起眼，放下二郎腿，不屑地說：“上海只接收省級醫院的進修生，一個煤礦醫院都想到上海來進修，那不亂套了嗎？”洪達忙給他敬菸，委婉地說：“我們從遙遠的邊疆來，也不容易。能否通融通融，幫幫忙，謝了。”他送上一袋黑木耳，那個人站起來說：“實在不好辦吶。除非你聯絡好醫院，讓我們審批一下是可以的。”這種順水人情於事無補，我們也只好失望而歸。出了門，我對洪達說：“想不到經過*，上海的官場還是這副嘴臉。”
上海不愧為政治經濟，科學文化，文教衛生的中心。醫學領域裡，大面積燒傷的救治，斷肢再植，都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上海是個使人又愛又憎的城市，受資產階級的影響較深，也是革命的搖籃，各種勢力在上海橫豎交錯。在我這個北疆來的‘鄉下人’的眼光中；上海實在是太大，太洋，太吵，太亂了。繁華的喧囂，川流不息的人流，使人容易心煩意亂。尤其是在這燥熱的夏天。
我去‘長征醫院’ 尋訪高蘇教授，他參加醫療隊去了新疆，也不知什麼時侯回來。
在山窮水盡之際，迎來了柳暗花明。那天，我去拜訪表姐一個老同學柳如煙，她正好是上海醫科大學人事處的科長。她非常熱心，先給我吃了定心丸：“夢秋是我的生死戰友，在朝鮮戰場上，她還救過我。她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不要著急，我一定幫你們三個安排好，放心吧！”她立即拿起電話，逐個醫院詢問，落實了口腔和X光兩個名額。骨科進修生人滿為患，我反倒被掛了起來。柳科長說：“再等等，我想想辦法。”第二天，突然接到她的電話，問我：進修整形外科怎麼樣？我欣然應命，事情就這樣定了。我由衷地感謝表姐的這位老同學，真夠意思。
我興高采烈地到‘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第九醫院’報到。並打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