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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幹什麼的？”“回鄉探親，在上海轉車。”小個子瞪圓了眼睛，我和她一對眼，竟然是個女生。她表情嚴肅地問：“有證明嗎？”我掏出工作證和介紹信。她上下打量我，又指指大包小包的東西：“這些東西都是你的嗎？”“是的。”“開啟檢查。”我正想問你們是幹啥的，劉處長拉拉我的衣襟：“反正沒啥犯禁的東西，讓他們看吧。”
這位十六七歲，稚氣未脫的女紅衛兵，裝著大人的樣子指問我：“買這麼多東西幹什麼？”我沒好氣地回答：“這都是用布票，工業券買的，有發票。”劉處長在一邊打圓場：“他是準備結婚的。”
這女紅衛兵好像還是個頭頭，她翻到我新買的織綿畫（西湖全景圖），看了看，順手就扔了。並說：“這是四舊！”我揀起來，指著裡面包的‘毛主席詩詞’， 反詰道：“這也違禁嗎？”她瞪了我一眼，又轉身問劉處長：“你呢？幹什麼的？”“到上海治病。”他撐長脖子：“你看，這是手術刀疤。”“證件？”劉處長遞過去工作證，那女紅衛兵看了看，挖苦地說：“還是個處長，是逃避運動的吧？”劉處長陪著笑臉，狡黠地答道：“姑娘，我來上海治病已經快一年了，一直是奉公守法的。”“叫什麼姑娘姑娘的，我們是紅衛兵。你懂勿？”“紅衛兵，紅衛兵。”
那女生又教訓說：“你們這些辦事處，都是特務機關。躲在陰暗角落裡，扇陰風點鬼火，收集運動情報，破壞運動發展，真是罪該萬死。我代表紅衛兵總部命令你；三日內必須離開上海，否則按破壞運動論處。聽懂了嗎？”劉處長畢敬畢恭的垂手而立：“是，是。”像見了鬼似的誠惶誠恐。
我不禁有幾分忿然。等他們一鬨走了，劉處長拍拍我的肩：“小夥子，你不知道，這紅衛兵兇著呢，看來我也待不住了。”想不到離開上海不到一個月，竟發生瞭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宿沒睡好，第二天一早，我和劉處長去購火車票。到人民廣場就堵車了。只見廣場人頭攢動，像*似的；紅衛兵有的在演講，有的在發傳單，還有的在燒什麼東西。口號聲此起彼伏；‘破四舊，立四新！’‘打倒走資派！’…
到西藏中路售票處，我遞進錢去，“買兩張去瀋陽的臥鋪。”售票員呶呶嘴：“你看看告示，哪還有什麼臥鋪！”告示曰；為了支援紅衛兵串連，臥鋪全部取消。我問劉處長：“咋辦？”“只好硬著頭皮坐‘硬坐’了。”
為了減輕旅途負擔，劉處長和我整理好東西，去火車站貨運處托執行李。因為人多，又要檢查，折騰了兩個多小時。劉處長擦了把汗，“總算辦成了。”他小聲對我說：“幸好是晚上，要是白天，有紅衛兵在，不知能不能郵出去呢！”
火車擁擠程度出乎意料，我們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擠上上海開往瀋陽的快車。旅客大都為戴著紅袖標的學生，他們一身軍裝，就成了免票。既沒有臥鋪，也沒有對號，整個兒像裝沙丁魚似的擠滿了車廂。
晚點一個來小時，火車終於啟動了。開出上海站不久，又在“安亭” 小站停下，從這兒湧上一批紅衛兵，本來擁擠不堪的車廂更堵的水洩不通。
車廂裡找不到列車員，也沒有乘警。沒人管沒人問，除了廁所開著之外，沒有開水，餐車也不供應。令人不安的是；火車停停開開，而上車的紅衛兵卻是有增無減。他們還真有革命精神；五、六個人擠在一個座席上，行李架上也坐著人，更有甚者乾脆鑽進座席底下，打了地鋪。我真驚歎這些革命小將‘隨遇而安’的精神。他們亢奮地高談闊論，大談革命形勢。我升起一個疑問；共產黨的天下，搞的是什麼運動啊？是要砸爛那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
人真是個奇特的動物。從上海出發，在車廂裡已經憋了十五個小時，不吃不喝不尿，倒還安然無恙。天放亮時，火車抵達南京，停在‘下關車站’，等待輪渡過江。記得；過長江天塹，一是輪渡過江，爾後再上‘浦口’的火車；另是連人帶車廂輪渡過江。這趟列車該是後者，但列車停在‘下關站’，再沒開動，我和劉處長只好下了車。
站臺上已停著三列長途客車，車站廣場亂哄哄的。小販乘機敲詐；一杯水一元，一個茶葉蛋二元，四個小包子要十塊，洗個臉也要三元。幸好劉處長有經驗，帶了五個麵包，一軍用壺開水，還帶了一瓶“洋河大麴”。我們在候車室找了個旮旯角坐下，正想墊補墊補肚子。突然發現劉處長手捂胸口，面色蒼白，我問：“處長，你怎麼了？”“可能犯病了。”他指指上衣口袋，我掏出一看，是“亞硝酸異戊酯”。“你有冠心病？”劉處長點點頭，我忙拿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