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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音陽性，有明顯腹水。一按；腫脹的下肢就有一個深深的凹坑。我心中一緊；病人重度心力衰竭。可能是風溼性心臟病所致。
我下了口頭醫囑：讓處置室護士，給病人掛上吊針，吸上氧氣，靜推了“西地蘭”。病人稍有緩解，我即打電話聯絡住院。病房護士告知：“沒床。連走廊都加滿了。”我不禁皺起眉頭，病房總是沒床，讓危重病人咋辦呢？小遲見狀，提醒我說：“病人這麼重，要不找兩個長凳，把門板抬進觀察室搭個床吧。”
我想起前不久那樁“死亡病案討論”，不由得有幾分提心吊膽，小遲雖然年紀不大，可有四五年工齡了。我討教她：“怎麼辦？”她倒也實在：“你問我，我問誰啊？你就請示上級大夫唄。”“請示誰呢？”“顏大夫是科頭，熊大夫、林大夫都是主治醫生，請示哪位都行。”“那你說請示誰好呢？”小遲轉了轉眼珠：“誰給你近乎，你就找誰唄。”我只好學乖地叫她一聲：“遲姐，我初來乍到，不懂規矩，你就給出個主意吧。”小遲睃了我一眼：“嘴倒挺甜的，誰是你姐呀？。”但還是說：“要是我，當然找科頭。她是官太太，家裡有電話。”
一句話提醒了我，我忙打電話給顏主任，顏主任對我的請示挺滿意，回答也挺乾脆：“就先加進觀察室吧。交班時寫清楚，有問題再打電話。”我如釋重負，連連向小遲道謝。小遲頗為同情地說：“當大夫也不易啊。”
（１２—90）
北國的春天是美麗的。人們走出漫長嚴寒的冬季，脫去臃腫的棉裝，放飛心情。
今年的五一節氣氛分外濃烈。煤城的百貨商品齊全，摩肩擦踵，顧客盈門。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經過一年多的經濟復甦，人們重新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節前節後，醫院組織了各種活動，還開了運動會。人們暫時忘記了政治上的桎梏，開始討論國家大事了。報章上除了成篇累牘的“學雷鋒”，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道。“階級鬥爭”的大旗又扯了出來。政治學習重新開張，工會還發票，組織職工看一部新拍的電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政治氣候和自然氣候一樣，讓人捉摸不定。
經歷過各種政治運動的人是敏感的，陳慧就是一個。而我，雖然經歷過“反右”，但沒有切膚之痛，也沒有親身體會。一日，陳慧酒後吐真言；那年，他剛結婚不久，由於年輕，他那位幼稚的妻子，為了向黨獻忠心，竟把他們夫妻間的私房話當作思想彙報，險些被打成右派。幸有貴人指點，方化險為夷。他戲言自己是漏網的魚，不得不圓滑一些。
他告誡我：“人最容易好了瘡疤忘了疼。”而今又喊出了列寧的名言“忘記就意味著背叛”。剛剛消散的陰影又不時的掠過我的心頭，我反省自己，為了生存，必須夾緊尾巴做人。
小小的急診室，十幾名醫護人員，也充滿著火藥味；熊和林之間似乎是新舊之爭，而顏和熊林之間又有黨內外之別；我慢慢摸清捋順了一些關係，堅持著不參與、不介入。但對他們的“技術”分岐，我卻饒有興趣。
觀察室留住了一位七旬老太，來了好幾天了，診斷上一直有爭議，老太全身黃染，兩隻眼睛和鞏膜像桔皮色，時發上腹絞痛，痛得在床上輾轉翻滾，呻吟不止。肝功能化驗，除了碘反應陽性外，均正常。轉氨酶也不高。熊大夫診斷黃疸型肝炎。而林大夫說是膽結石，梗阻性黃疸。折騰了兩天，病人陷入了昏迷，搶救無效死亡。
病案討論時，各執一詞 ，熊說死於肝壞死，林說死於肝膽系感染。我查了不少書，一時也難以對號入座，似是而非。醫學是一門經驗科學。一位先哲說過：病人是擺在醫生面前的一份試卷，答對了，病人就轉危為安；答錯了，就難以挽救。因而臨床經驗的積累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醫學理論必須和臨床實踐相結合；內科病人往往靠分析病情，作出診斷。屍體解剖明顯滯後，尤其國人對遺體發之於父母而不肯毀損。難怪行內人說“外科全靠一把刀，內科全憑一張嘴”，孰是孰非很難判定。學海無涯，醫學道路上更是學無止境。
（１２—91）
急診室的病人多。值夜班，晚十點前幾乎沒有閒空，午夜病人少了些，但裡裡拉拉不斷，更不用說睡覺了。
下班後，先去食堂墊補墊補肚子，打算美美的睡一覺。賣飯視窗擺著雞蛋、粽子，恍然想起今日是端午節。這個紀念偉大愛國詩人的節日，幾乎全國都吃粽子。奇怪的是北鹹南甜倒了個個，北方的粽子都是甜餡的，大都豆沙、紅棗之類；而在南方不但有甜的，還有鹹的。餡有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