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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林；李橋村坐臥在大堤下的柳樹林裡。
我們下了堤，想找當年的水兵談談。
村頭第一家就是當年河防指揮部劉茂齋司令的家，堂屋正中掛著劉茂齋的遺像。他的兒子劉俊文是當年出色的水手，遺憾的是他到濟南看女兒去了。走出劉家的門，遇上一個背草的老漢。我們打聽當年的水手，他捋著白鬍子，笑了，說：“我就是。我大哥、二哥都是。”又指指一個拄棍的老漢：“他也是，還得過銀質獎章，是個老功臣哩！”
豫北的百姓憨厚，又秉承了祖先的豪爽。見來了兩個外鄉人，下田、回村的人都停下腳，湊過來。聽說問1947年渡送劉鄧大軍的事，60歲往上的人就像講昨天的事，一天一天、一件一件地擺開了。那個拄棍的老漢也蹣跚地走過來，旁邊的人說：“他八十七啦，叫王家立，耳朵聾了，啥也聽不見。”
王家立耳聾，但能說話。他擠進人群，用手比劃著：“劉鄧大軍過黃河那年，俺送的是第二船，一個晚上俺衝了17趟！”
老輩人把擺渡黃河稱作“衝”——順流疾馳，衝黃河。
不明白王家立怎麼知道大夥談的是渡軍的事。也許，他是從鄉親們臉上的表情感覺到的。那是一種激動、自豪、悲壯，互相碰擊的表情。這種表情只有當一個人、一個村、一個集體念及他們最輝煌的事情時才會出現。
一位獨臂老人說：
“我是1938年的黨員，叫劉明賢。渡大軍，我頭一個報的名，為爭撐頭一船我還跟聶言金打了一架。
“那年整個7月飛機天天來，蹭著俺李橋村的屋脊飛，炸彈坑三間屋子那麼大，一炸就是幾十口。俺這胳膊就是那陣炸掉的。”
老人手裡拎著一塊豬肉，大概剛從集上回來。見我們注意到了他手裡的肉，他說：“明兒是俺的生辰，整七十。割點肉吃吃。”
他哈哈地笑著。
“平時不吃肉嗎？”
他搖搖頭：“莊稼人，哪有那閒錢！”
抬頭看看李橋村的房舍。沒有一幢樓房，新瓦房也不多。
“那一年7月17日……”獨臂老人突然想起什麼，興奮地說：“大軍們渡完了河，劉鄧給俺們沿河幾個縣的水兵下了嘉獎令，還犒勞每個人豬肉一斤哩……”
44年過去了，他們不忘屬於他們的光榮，甚至還記著那一斤豬肉的犒勞。
這些當年的水兵、水手除了自豪，心底還有蒼涼。
他們把革命送過了河，但覺得革命似乎把他們“忘”了。只有縣黨史辦需要當年渡大軍的材料了，來個工作員，開個座談會，給老頭子們散幾根帶把兒的煙。
再有就是我們這樣的，或搞電視劇什麼的。來了，詢問一番，再感慨一番，任什麼問題也幫他們解決不了。但是，他們還會把他們知道的，詳盡地、不厭其煩地說出來。說出來“痛快”，只是心底有些空落落的。
也有不願談的。我們曾為找沙河涯的孔月仙，從河南的臺前縣跑到山東的陽穀縣，又從山東陽穀跑回河南臺前。
1947年渡河的時候，劉鄧就住在她家。那時她是新過門的媳婦，執意把新房讓給劉鄧住，自己住西廂房。劉鄧不肯，一個住了西房，一個住了東房，堂屋仍讓孔月仙住。
那天我們終於找到了孔月仙。天已經黑了。孔月仙躲在廚房就是不出來。她說她誰也不見。她家房子四處漏雨，都快塌了，想拆了重蓋，上面說是革命文物，不讓拆。既是革命文物，也該修繕一下，可是也沒人管，弄得60多歲的孔月仙一下雨就往閨女家跑……
我們闖進了臺前縣縣委書記的辦公室，陳述了老水兵們的願望和要求。
賢達的縣委書記並沒有怪我們“多事”。他誠懇地說：
“……如果我滿足了水兵的要求，磨面的找上門我管不管？還有造船的、修路的、抬擔架的、做軍鞋的……說到底，我們縣太窮。才不吃返銷糧了，可還是個貧困縣。
“對你們說這個，我心裡很不是滋味。但我還要說一句，請你們三年後再來我們臺前縣。那時候請你們再各處走一走，聽聽老輩人的反應，會和今天不一樣的。
“我敢說這話，不是我有多能，而是我手裡有鄧小平的富民政策。縣委規劃三年後經濟翻兩番，如果京九深（北京——九江——深圳）鐵路開通了，我們縣在鐵路線上，那就不是翻兩番了。全縣富了，水兵們也富了，造船的、修路的……都富了。這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從根兒上說，也是劉鄧大軍前仆後繼渡黃河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