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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是役也，計斬殺敵眾五萬三千七百八十三，獲馬七千四百四十匹、駱駝六十六、甲冑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眾，所棄馬匹、甲冑以數萬計。海中浮屍漂盪，多如雁鶩。”洪承疇退縮到松山城中。清軍破城，洪承疇被俘。明朝得報洪承疇殉國，朝廷祭奠、褒揚，結果洪承疇卻投靠了清朝，鬧了一個大笑話。
自萬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1618年）撫順第一次交鋒，至崇禎十七年即順治元年（1644年）清軍入關，在近30年間，對明清興亡產生極其深遠影響的主要是三大戰役，這就是薩爾滸之戰、沈遼之戰和松錦之戰。薩爾滸之戰是明清正式軍事衝突的開端，標誌著雙方軍事態勢的轉化——明遼東軍由進攻轉為防禦，後金軍由防禦轉為進攻；沈遼之戰是明清激烈軍事衝突的高潮，標誌著雙方政治形勢的轉化——明朝在遼東統治的終結，後金在遼東統治的確立；松錦之戰標誌著明清遼東軍事衝突的結束，雙方遼西軍事僵局的打破——明軍頓失關外的軍事憑藉，清軍轉入新的戰略進攻，為定鼎燕京、入主中原奠下基礎。
設反間計，除袁崇煥。天聰汗皇太極在事業發展過程中，有一件事很值得大書一番，這就是巧設反間計，除掉袁崇煥。事情要從源頭說起。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努爾哈赤在寧遠之戰中，攻而未克，不久鬱郁而死。皇太極親臨戰場，目睹了八旗戰史上這場最慘痛的失敗。父汗死了，皇太極要報仇！於是，發動了寧錦之戰。天聰元年（1627年）五月，皇太極在寧遠、錦州戰敗。寧遠、寧錦兩役失敗，皇太極認識到：袁崇煥是他經山海關進入中原通道上的“攔路虎”。所以，皇太極用了一計：繞道山海關，攻打北京城；調動袁崇煥“勤王”，實施“反間計”，除掉袁崇煥。
天聰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極親率大軍，避開山海關，繞道內蒙古，進攻北京城。這時的袁崇煥被崇禎帝重新起用為兵部尚書、薊遼督師。他曾奏報，遼東防守堅固，敵軍不會透過；但薊鎮一帶防務空虛，應當加以重視。朝廷對他的奏報未予理睬，而塵封起來。當袁崇煥在山海關巡視的時候，得到皇太極進攻京師的軍報。他急點九千騎兵，日夜兼馳，前來救援，同敵決戰，保衛北京。
袁崇煥駐兵在北京廣渠門外，兵無糧，馬無草，白天作戰，夜間露宿。袁崇煥身先士卒，中箭頭的衣甲，像刺蝟皮似的。袁崇煥連獲廣渠門和左安門兩捷，京師轉危為安。皇太極就使用《三國演義》中周瑜利用蔣幹盜書使曹操中反間計的手法，設計陷害袁崇煥。此計，《清史稿·鮑承先傳》記載：
翌日，上誡諸軍勿進攻，召承先及副將高鴻中授以秘計，使近陣獲明內監繫所並坐，故相耳語云：“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見上單騎向敵，有二人自敵中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經略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內監楊某佯臥竊聽。越日，縱之歸，以告明帝，遂殺崇煥。
十二月初一日，崇禎帝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以議軍餉為名，命袁崇煥到紫禁城。當時，北京城戒嚴，九門緊閉。袁崇煥坐在筐裡，被人吊到城上。袁崇煥到了紫禁城平臺，崇禎帝並未議餉，而是下令將他逮捕，下錦衣衛獄。第二年八月十六日，一代名將袁崇煥在北京西市被凌遲處死。《明季北略》記載：袁崇煥受刑時，人們咬牙切齒，買從袁身上割下的肉就酒喝，喝一口，罵一聲。這個記載，未必可靠。但說明當時京城上下都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誤認為袁崇煥“通敵”。事情一直到清朝修《明史》，在滿文件案中看到當時的記載才真相大白。事過100多年後，袁崇煥的冤案由乾隆帝給予平反。
皇太極用反間計使得大明崇禎帝“自毀長城”。《明史·袁崇煥傳》說：“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
皇太極心機之深、謀略之高、手段之辣，令人歎為觀止。這自然與其先天稟賦有關，但所處環境和人生經歷則是更重要的原因。
皇太極出生那年，父親努爾哈赤34歲，生母那拉氏18歲。他的生母是葉赫部貝勒揚佳努的愛女，名孟古，稱孟古格格。14歲嫁給努爾哈赤，29歲撒手歸天。12歲的皇太極自此失去母愛。那拉氏之死，在很大程度上是心情抑鬱所致。孟古從結婚到患病、逝世，建州同葉赫部一直敵對。古勒山一戰，孟古的堂兄布齋貝勒，戰馬在廝殺中被木墩絆倒，死於非命。努爾哈赤命將布齋的遺體劈作兩段，將其一半歸還。從此建州與葉赫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孟古病危，覺得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要求見生母一面。努爾哈赤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