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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四年（1647年），董小宛24歲。冒闢疆再病，“勺水不入口者二十餘日”。“姬當大火爍金時，不揮汗，不驅蚊，晝夜坐藥爐旁，密伺餘於枕邊足畔六十晝夜”。董小宛二度侍疾。
順治六年（1649年），董小宛26歲。冒闢疆患病，董小宛三度侍疾。
順治八年（1651年），董小宛28歲，病死。這不僅有冒闢疆的筆記，還有當時不少文人學士的悼念詩詞，均可證明當時董小宛確實死在冒府。
董小宛比順治大14歲，同冒闢疆結婚9年未生育，並於順治八年已病死，所以董小宛即董鄂氏之說實屬望風捕影，不能成立。
三說是董鄂妃原為順治的弟弟、襄親王博穆博果爾的妻子。這種說法主要來自於《湯若望傳》的記述：“順治皇帝對於一位滿籍軍人之夫人，起了一種火熱愛戀，當這一位軍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時，他竟被對於他這申斥有所聞知的天子，親手打了一個極怪異的耳刮。這位軍人於是乃因怨憤致死，或許竟是自殺而死。皇帝遂即將這位軍人底未亡人收入宮中，封為貴妃。”根據陳垣先生的考索，她似乎就是順治奪十一弟襄親王博穆博果爾之愛，但有學者提出不同意見。
董鄂妃，這位神秘的女子，讓那麼多文人墨客夢繞魂牽，賦詩寄情；又讓那麼多歷史學家費盡心思，苦心考索。但直到今天，她的身世依然是個待解之謎。
同洋人的關係
順治在明清兩代28位皇帝中，是一位尊崇耶穌會士、篤信佛教的皇帝。大體說來，順治親政
後，前7年間湯若望耶穌會士勢力影響較大些，後4年間佛教和尚勢力影響較大些。
順治帝尊崇耶穌會士，是受湯若望的影響。湯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Bell），耶穌會士，德國人，明崇禎年間被徵參與天文推算，設館於現在的北京宣武門內南堂。明亡清興，北京內城原居住民要遷往外城。湯若望以館內藏經、像為由，上書請求緩遷。他意外地得到諭準的滿文諭告，貼在堂門，得以免遷。順治元年（1644年），受命修正曆法。新曆法稱《時憲曆》，修成頒行。他因此得了太常寺少卿銜，成了清朝的命官，開創了西洋傳教士掌管欽天監的先例。
順治帝親政後，湯若望不僅給皇太后治好了病，還給順治的未婚皇后博爾濟吉特氏治好了病。孝莊皇太后非常感謝他，請他參加順治皇帝的大婚典禮。皇太后尊湯若望為義父，順治尊稱他為“瑪法”（滿語“爺爺”的意思）。皇太后還將湯若望贈給她的十字聖牌掛在胸前。此後，順治一方面向湯若望請教天文、曆法、宗教等學問，另一方面向他請教治國之策。在順治十三、十四年間，順治曾24次親訪湯若望的館舍，長時間晤談。湯若望也沒有辜負太后和皇帝的信任，“睹時政之得失，必手疏以秘陳”，先後向順治呈遞了300多件奏帖，陳述自己的建議和見解，其中許多諫言被順治帝採納。順治很喜歡湯若望平易近人的作風，語言慈祥的奏疏。他對朝廷大臣說，湯若望對國君的愛是真誠的，不像有的大臣討好國君是為了得到功名利祿。
順治同湯若望的交往日益密切，以至超出君臣關係。順治允許湯若望隨時進入內廷，他也常到宣武門內湯若望的住所研討學問，參觀書房，遊覽花園，共進便餐。順治19歲的生日，是在湯若望的家裡度過的。他們歡洽之情，如同家人父子。順治因為寵信湯若望，給他封了許多職爵：先加太僕寺卿，不久改太常寺卿。順治十一年（1654年）賜號“通玄教師”。後又加封通政使，晉光祿大夫，升正一品。
湯若望想使順治皈依天主教，但因他已信佛教，而沒有受洗。順治帝病危時，議立嗣君。順治因皇子年齡太小（長子牛鈕已殤、次子福全9歲、三子玄燁8歲），想立皇弟；皇太后想立皇三子玄燁，徵詢湯若望的意見。湯若望以玄燁出過天花（可終生免疫），支援皇太后的意見。順治帝便一言而定玄燁繼承皇位。史書說湯若望“直陳萬世之大計”。陳垣先生評價說：“吾嘗謂湯若望之於清世祖，猶魏徵之於唐太宗。”
但在順治帝死後，湯若望被楊光先誣告而下獄。康熙帝親政後，給湯若望平反。因原封號“通玄教師”的“玄”字為康熙帝名諱，而改封為“通微教師”。關於這件事，將在下文詳述。湯若望的墓在今北京市車公莊大街6號院內。
同僧人的關係
順治成為一位篤信佛教的皇帝，有他生活環境的影響。早在他的祖父努爾哈赤時，藏傳佛教已傳到赫圖阿拉。努爾哈赤常手持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