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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鴻章二十歲言志：“蹉跎往事付東流，彈指光陰二十秋。青眼時邀名士賞，赤心聊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漚。久愧蓬萊仙島客，簪花多在少年頭。”其入都詩說：“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覓封侯。”
丁日昌回鄉之後，病體沉重，加上心灰意冷，因而表示要一心鑽研古文，不再問人間事。李鴻章很不客氣地批評他說：你這樣做，不是不可以成為一大名家，將作品藏之名山，傳之無窮，但從漢朝到現在，不患無文人學人，察其究竟，仍不過是文學而已，“於當時奚益？於後世奚裨？人生如朝露，倘及時得手，作成一件兩件濟世安民頂天立地事業，不更愈於空言耶？”話語鏘鏗有力，丁日昌由此再次扶病出山。
譚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歡。12歲時，二姐、生母及長兄因染時疫，前後五日內相繼病歿，譚也被傳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復生”之字。復生由是輕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他說：“為度一切眾生故，無不活畏，無惡名畏，無死畏，無地獄惡道畏，乃至無大眾威德畏，蓋仁之至矣。”
愈失敗，我的精神愈煥發
孫中山曾對蔡元培說：“我不善處成功，而善處失敗；愈失敗，我的精神愈煥發。”
黃興自幼接受了“夷夏之辨”的思想，尤其是明末王夫之反滿的民族主義思想，他曾說：“丈夫處蠻夷猾夏之秋，當有事於大者遠者。”
鄒容少時即對科舉制度十分不滿，他向熱衷於科舉功名的父親說：“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他問父親：“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秋瑾住在北京，值義和團運動失敗之後，她感慨地說：“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後來，她對王時澤說：“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歸國後，積極奔走於浙江各地，聯絡會黨，策劃革命。他經常日行八九十里，用麻繩束腰，穿著芒鞋，蓬首垢面，慘淡經營，四過杭州，而沒有回家。一次將近除夕，人們勸他回家過年，他說：“幸老父猶健，家計無憂，一至故鄉，恐被人情牽累，不能復出矣！”“既以身為國奔走，豈尚能以家系念耶！”
1905年，徐錫麟遊歷浙江各地，交結了他稱為“奇才力士”的會黨成員，他對人說：“涉歷四縣，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為也。”
吳樾幼年進私塾讀書，12歲起，年年參加童子試，均落第。19歲後不再學習八股，愛讀古文辭，特別喜好歷史。“每讀明史，朗誦長吟，感嘆唏噓不能置。”
武訓立誓乞討辦學後，從破廟中出來，滿街跳躍歡呼，若瘋若狂。並且高唱道：扛活受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反對偽立憲的吳樾暗殺五大臣，自己被炸，重傷身死，其致未婚妻遺書上說：“願子為羅蘭夫人，”“欲子他年與吾並立銅像。”
誰要再要我剪辮子，我就和誰拼命
朱執信參加革命後，仍留著辮髮，身上穿著他父親留下的長袍大袖的舊式衣服，即如他所說：“衣服襤褸，辮子盤有頭頭。”一般人見了，指為怪僻，看不出他是堅定的革命黨人。革命黨人見之，笑他“頑固”，他則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勸他剪掉，甚至武力強迫，他竟拔出小刀，嚴肅地說：“誰要再要我剪辮子，我就和誰拼命。”朱執信此舉後來反而保護了自己。
徐錫麟字伯蓀，紹興人，以排滿革命為職志，到安徽謀差得巡撫恩銘信任，任警察學堂總辦。而徐因此伺機刺殺恩銘，徐被捕後被恩銘衛士分食心肝。有人問徐：“恩撫臺待你不薄，何故如此？”伯蓀說：“恩待我是私交，我對他是公義，私交何得勝過公義？我一死而已，不必多言！”
民初，陳獨秀說：“我辦報十年，中國局面全改觀。”
清末民初，蔡元培為北大校長，事務冗繁。有一次，北大學生因為不肯交講義費，幾百人聚集要求免費。蔡先生堅持校紀，不肯通融以至秩序大亂。於是這位身材矮小，瘦巴巴的文人，站在紅樓門口，揮拳作勢，怒目大聲喊道：“我跟你們決鬥！”包圍他的學生只好紛紛後退。
胡適在美留學時，初與同鄉梅光迪關係很好，以兄弟相稱。但當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之後，立即受到梅的批評，關係越來越僵。胡適的態度，特別是後來陳獨秀以及錢玄同等人加入戰團，以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