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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掀起了農業合作化，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高潮。梨園行聞風而動，見大大小小的商店、藥鋪、飯館以及像樣和不怎麼像樣的作坊，都掛上了“國營”或“公私合營”的牌匾；所有的店員、夥計、跑堂等都拿上了工資；成不了“角兒”的演職員眼饞了，說：“連資本家都穿上了幹部服，怎麼我們仍舊是藝人？”名角張君秋南下到武漢去演出，湖北文化部門接待他的人問：“您的劇團是國營的嗎？”能背大段唱詞的張君秋，一時竟慌了，不知該怎樣應答。還沒“國營”的他，不能說“國營”；尚處“私營”的他，又羞於說“私營”。支吾一陣後，張君秋紅著臉，含含糊糊地說：“我們是歸公家領導的。”一回到北京，張君秋立即要求“國營”。
邵洵美在1958年繼續肅反時被捕入獄，這位盛宣懷的女婿，在獄中受盡煎熬，他不聽大家的好意勸告，即對粥湯米粒要慢慢品嚐，甚至要留著吃，幾乎每餐飯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總是氣喘吁吁地說：“我實在熬不落了！”有一次，他看見了胡風分子賈植芳，“呆滯的目光突然發亮”，他小聲對賈說：“我們不是一塊在韓待桁家裡吃過螃蟹嗎？”
1961年9月，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鍾望陽為龍榆生摘帽，龍賦《賀新郎》（淚湧情難抑）一闋。自此後，龍的處境稍勝於前。龍為什麼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1979年中共上海音樂學院委員會在《關於龍榆生同志錯劃右派的改正報告》中說，“約1961年起，龍曾協助我公安機關做某物件的偵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1983年上海音樂學院在《悼詞》中則說：“在他的最後幾年中，還接受了黨交給一項有關某一部門的專門任務，盡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1966年2月，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說：“全世界什麼最乾淨？泥巴！”他很快死於非命。
主席：請救我一命
李達臨死前給毛澤東寫信：“主席：請救我一命！我寫有坦白書，請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隊取閱為感。此致最高的敬禮！李達，7月19日。”毛澤東看信後指示：“陶鑄閱後，轉任重同志酌處。毛澤東，8月10日。”王任重後來說，毛曾當面指示他：不要把李達整死，要照顧一下。他也向毛保證：“武大的革命師生決不會對李達採取過分的行動。”
“文革”中，批鬥陳景潤的人宣佈：讓哥德巴赫猜想見鬼去吧！1＋2有什麼了不起！1＋2不就等於3麼？吃著農民種的糧食，住著工人蓋的房子，有解放軍戰士保護著，還領著國家的工資，研究什麼1＋2=3，什麼玩藝兒？偽科學！陳騰地跳上桌子，一步便邁向洞開的窗戶，縱身往下一跳！命不該絕。他從三樓視窗往下跳，伸出的屋沿擋了他一下，一個罕見的奇蹟！跳樓的陳景潤安然無恙，只是大腿上擦破了點皮，有涔涔的鮮血冒出來。一個造反派干將，見到跳樓後平安無事的陳景潤，說：“真不愧是個知名的數學家，連跳樓都懂得選擇角度！”
鍾惦斐在幹校裡掏廁所特別用心，而且創造出配套工具。比如一個空罐頭盒，在上面打兩個眼兒，穿鐵絲，掛在棍上，可掏出深坑裡的糞，就是他想出來的。他掏過的廁所空空洞洞，纖塵不染，後來幹校快結束了，讓大家填一份履歷表，其中有一項是特長和今後志願。鍾惦斐除自己的電影理論專業之外，特長填了“掏廁所”，志願一欄中，寫的是：清潔工人。
錢鍾書、吳曉鈴兩人曾在幹校裡燒開水。這兩位是有名的大學問家：錢著有《圍城》、《談藝錄》、《管錐編》等書，吳是解放後出版《西廂記》最早注本的注者，戲劇專家。錢老和吳老成天圍著鍋爐燒水，燒得“兩鬢蒼蒼十指黑”，而且，冬天的北風老往膛裡灌，水老燒不開。裡頭加熱，外頭加冷。還有人不自覺，去打熱水洗臉洗腳，這種時候兩位老人就會用充滿“忿恨”的眼光盯著這些人！
1978年全國第4次文代會後，沈從文長期冷落的門庭重新變得熱鬧起來，各色各樣的拜訪者接踵而至，國內的報刊也開始出現重新評價沈從文文學成就的文章。與沈從文有過多年友誼的蕭離解嘲似地說：“沈先生的行情正在看漲。”對這一切，沈從文表現出驚人的平靜。在談到他的文學創作時，他總是輕輕地揮著手：“那都是些過時了的東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過是個出土文物。”
施蟄存主編了30年代大型綜合性文藝刊物《現代》，並使《現代》“成為中國現代作家的大集合”，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但文壇對施蟄存誤會很深，他跟魯迅的論戰，使得魯迅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