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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王國維的學說。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經傳出去,也不會湮沒。”
陳寅恪說: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認為:中國自今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華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戲班的人都是萍水相逢,講是互不嫌棄
1962年的夏季,李萬春帶著內蒙古京劇團進京彙報演出。章詒和受父母命前去登門拜望,告辭的時候,李萬春一家人把章送到大門口。李萬春握著章詒和的手說:“回去給令尊大人問好,給令堂大人問好,再替我問候黃(琪翔)副主席和李(伯球)主任!”這四個人是什麼人?這是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級的四大右派,被統戰部圈定為農工黨的“章黃李(李)反黨集團”。李萬春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右派帽子與發配內蒙,皆源於此。章詒和大為感動,一下子哭了。李萬春不知所措,李的夫人李硯秀在一旁勸慰道:“別難過,戲班的人都是萍水相逢,講的就是互不嫌棄。”
殷海光說:“生長在這樣一個時代,像我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可以說極有價值,也可以說極無價值。就純粹的學術來說,我自問相當低能,絲毫沒有貢獻可言。就思想努力的程序而論,我則超過胡適至少一百年,超過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過錢穆至少五百年。箇中的程序,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這些知識分子在種種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還在前進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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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在無限孤獨的暮年哀嘆: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樓面壁,忽逢十祀。絕無向學之青年,後顧茫茫……即令如此,這位中國現代新儒家最富原創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於未來: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遊乎廣天博地之間,將為世界文化開出新生命。
金庸當年在香港辦《明報》,執筆寫社評,預測中國大陸的政局(特別是在“文革”時期),每每中的,有人問他奧秘何在,他輕鬆回答:“我讀《資治通鑑》幾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資治通鑑》令我瞭解中國的歷史規律,差不多所有中國人也按這個規律的。”
蔣勳偶爾路過一家裱褙店,看見臺靜農的一副對聯:“燕子來時,更能消幾番風雨;夕陽無語,最可惜一片江山。”在蔣眼裡:“臺先生的字型盤曲扭轉,彷彿受極大阻壓的線條,努力反抗這阻壓而向四邊反彈出一種驚人的張力,筆畫如刀,銳利地切割茫然虛無的一片空白,”蔣因此震動,“書法在中國已經不是為了視覺享受的藝術,書法正是中國傳統文人的生命美學”。
1980年11月,林同濟在伯克利大學演講“對中國人心靈的尋求”。他對觀眾如此致意——容我這樣說吧,中國人認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掛聯起來,你就變成某種神聖的事物。你對宇宙作出了終極忠誠的承諾,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師聚合了,這就是中國之道。
成舍我16歲時立下志願:“辦一份真正獨立的報紙。”他從事新聞業80年,堅信“新聞是第四種權力,是監督政府的力量”。
由於身患重病,葦岸在醫生和親友的反覆勸說下,被迫像吃藥一樣地開了葷,一度中斷了堅持一輩子的素食,為此,他在臨終前深表愧悔,讓妹妹記下他最後的遺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間沒有把素食主義這個信念堅持到底(就這一點,過去也曾有人對我保持懷疑),在醫生、親友的勸說及我個人的妥協下,我沒能將素食主義貫徹到底,我覺得這是我個人在信念上的一種墮落,保命大於了信念本身。”
自覺第二十
不願和人再談文學
1898年,曾樸認識了陳季同將軍後,方才知道西洋文學的源流派別和重要作家的傑作。他曾勸林琴南用白話翻譯外國的“重要名作”,但林聽不懂他的勸告,他對胡適說:“我在畏盧先生身上不能滿足我的希望後,從此便不願和人再談文學了。”
容閎家貧,在別人資助下才接受了啟蒙教育,後隨美國友人到美學習,交付不起學費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