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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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初見沈尹默，大聲說：“我叫陳仲甫，昨天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受此棒喝，沈開始發憤鑽研書法。

那時正風行黃山谷字型

錢玄同問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寫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寫得這樣蹩腳，怎樣能夠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大概因為那時正風行黃山谷字型的緣故吧！”

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來學習好了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而決定聘其做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梁漱溟辭以對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說：“你說你教不了印度哲學，那麼，你知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又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你不是愛好哲學嗎？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許多愛好哲學的朋友都聚攏來，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當是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

化名寫這種遊戲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

《新青年》為編委輪流制，編委七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錢、劉化名寫文章在《新青年》發表，駁林琴南的復古謬論，胡適對此大加反對，認為“化名寫這種遊戲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並且不許劉半農再編《新青年》，要由他一個人獨編。沈尹默對胡適說，“你不要這樣做，要麼我們大家都不編，還是給獨秀一個人編吧。”周氏兄弟對胡適的態度也大加反對，他們說：“你來編，我們都不投稿。”胡乃縮手。

黃調

黃侃曾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他講《文選》和《文心雕龍》十分傳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學生。黃善於吟誦詩章，抑揚頓挫，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美感，所以，學生們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園一種流行的調子，被師生們戲稱為“黃調”。

《黎大總統墓誌銘》售價幾千塊“袁大頭”

章太炎為黎元洪寫《黎大總統墓誌銘》，售價為好幾千塊“袁大頭”，可能是晚清以來潤格最高的諛墓文字。章本人其實最想為孫文寫墓誌銘，而國民黨新貴與其隔膜，遂留下歷史遺憾。

想不自由，毋寧死耳

王國維死後，陳寅恪的學生劉節等人請陳寅恪撰文紀念，這就是有名的《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陳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他認為研究學術，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故說：“士子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他還寫道：“為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

做學問，不能靠二手貨

做學問，不能靠二手貨

古直在廬山東林寺設帳收徒，杜宣等人前去聽課，古直問他帶了什麼書，杜說只帶了一部《辭源》，古直勃然大怒：“怎麼我的學生用《辭源》？”杜說：“我不認識的字，不查《辭源》查什麼？”古更加怒了，大聲地說：“怎麼，我的學生查《辭源》？”後來古直緩和下來，才說：“做學問，不能靠二手貨，不懂的字，要查《說文》，查《爾雅》，查《水經》”，“要查這個字的第一次出現的地方，這樣才可靠。《辭源》這一類書，是二手貨，不可靠的。我們做學問要有窮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筆名是一個夢的結果

李權興在巴黎讀書，看托爾斯泰和羅曼·羅蘭的小說直至神經衰弱，終於在一次散步時暈倒，大病一場。病中大熱大瀉，昏昏沉沉，老是夢見一個白衣金髮的女神，領著他遨遊空中。他後來覺得“沒有病死，或許是天使的幫忙，不可不紀念她，於是幾次用金髮做筆名。後來朋友公認為很新穎，遂索性大膽地作為自己唯一的名字”。他說：“我的筆名之所由來，完全是一個夢的結果”。

享受低價馬克之福

20世紀20年代初，一部分留法的中國學生，趁戰後德國馬克大幅度貶值之機，紛紛到德國去“享受低價馬克之福”。李金髮為了改變一下自己的環境，亦於1922年冬與林風眠等人結伴而行，一起到柏林遊學去了。當時德國正處於經濟極為困難的“凶年”，他們則是一群去“享受低價馬克之福”的“食客”，李金髮就把寫於德國的第二本詩集題名為《食客與凶年》。

此地無銀三百兩

汪原放標點古典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