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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要說出我的新發現。飾娜拉的藍蘋，我驚異她的表演與說白的天才！她的說白我沒有發現有第二個有她那麼流利（流利並不一定指說得快）的。自頭到尾她是精彩的！只有稍微的地方顯缺點，即有時的步行太多雀躍了；有時的說白國太快因而失卻情感了。
在首演的翌日，《民報》刊出海士的《看過（娜拉）以後》一文，也寫及藍蘋：
人物配得適當而演技也恰到好處的，應當記起藍蘋，金山，魏鶴齡，吳湄，趙丹五人，每個人物的性格，是被他們創造了，而對白也那樣完美。尤其是第二幕，為了藍蘋的賣氣力，那動作和表情，就像一個樂曲的“旋律”一樣，非常感動人，到帶著眼淚，跳西班牙舞時，這旋律是到頂點了，覺得全人類的自私與無知，都壓榨在她身上，可憐極了。
二十一歲的藍蘋，頭一炮打響，她成功了！
她能夠演好娜拉，除了她自己的演技之外，還有重要的一點，她跟娜拉心心相通！
她一遍又一遍讀《娜拉》。她發覺，娜拉那“叛逆的女性”跟她的性格是那樣的相似！她以為，娜拉是她，她就是娜拉——她成了娜拉的“本色演員”！
她在《從（娜拉）到（大雷雨）》一文中，得意起來了。
“記得在演《娜拉》的時候，我在臺上真是自在極了，好像娜拉與我自己之間沒了距離，把娜拉的話當作我的，把我的情感作為挪拉的，什麼都沒有擔心，只是像流水似地演出來了。”
後來，她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三日《中國藝壇畫報》所載的《我與娜拉》一文中，也這麼寫道：
“當我初讀《娜拉》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孩子。但是無形中娜拉卻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熱烈的崇拜著她，我願意全世界被玩弄著的婦女都變成娜拉。”
“沒有多久，我也離開了家庭。雖然和娜拉出走的情形不一樣，但是我卻要照著娜拉所說‘做一個真正的人！’……”
“也許會有人說：‘還是回到家裡吧’不，我們決不能畏縮的退了回去，無聲無息的被毀滅了。我們應該更加努力！但是必須認清努力的目標：這不是一個個人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我們要本著娜拉出走時的精神，挺起胸膛去爭取社會上確切不移的地位。”
初出茅廬，初登舞臺，藍蘋是用功的、是刻苦的。《娜拉》成功了。甚至有的報紙把一九三五年稱為“《娜拉》年”——這當然是從中國的戲劇史的角度作出的評價。
不過，舞臺畢竟受著多方侷限，一場戲的觀眾不過幾百人、上幹人，難以出“大名”。
藍蘋期待著在上海出“大名”。她看中了電影——如果當上電影演員，銀幕擁有比話劇多得多的觀眾，她便可以名揚四海了。
進入電通影業公司
上海電影界，看上去那些俊男靚女在那裡進進出出，其實風不平，浪不靜。國共兩黨在暗中激烈地爭鬥著。
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共成立了“電影小組”，共五人，即夏衍、錢杏邨（亦即阿英）、王塵無、石凌鶴、司徒慧敏。另外，陽翰笙是“文委”書記，田漢是“劇聯”黨團書記，雖然沒有加入電影小組，但他們分別打進“藝華”、“聯華”電影公司擔任編劇，也活躍於電影界。
那時，蔣介石正指揮幾十萬大軍，在江西圍剿朱毛紅軍，豈容中共文化人滲入上海電影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海《大美晚報》登出如下新聞：
“昨晨九時許，藝華公司在滬西康腦脫路（引者注：今康定路）金司徒店附近新建的攝影場內，忽來行動突兀青年三人，向該公司門房偽稱訪客，一人正持筆簽名之際，另一人大呼一聲，預伏於外之暴徒七、八人——一律身穿藍布短衫褲——蜂擁奪門衝入，分投各辦事室，肆行搗毀寫字檯，玻璃窗，以及椅凳各器具。然後又至室外，打毀自備汽車兩輛，曬片機一具，並散發白紙印刷之小傳單，上書‘民眾起來一致剿滅共產黨’，‘打倒出賣民眾的共產黨’，‘撲滅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等等宇樣。同時又散發一種油印宣言，最後署名為《中國電影界鏟共同志會》。……該會且宣稱昨晨之行動目的僅在予該公司一警告，如該公司及其他公司不改變方針，今後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