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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首次公開提及《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提到了廬山會議。
戚本禹聽到毛澤東的讚語，難抑興奮之情，加入了批《海瑞罷官》的行列，於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趕寫出《〈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一文，跟姚文元形成南呼北應之勢。這樣，江青在北京也有了“筆桿子”。
與成本禹幾乎同時，關鋒也趕寫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一文。
兩文送中共中央宣傳部，被壓下。
一月十七日，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召開北京三報三刊會議，即《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紅旗》、《前線》、《新建設》。他說，根據彭真指示，要把三報三刊的學術批判管起來，稿件和版面要審查，《紅旗》先不要搞。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罷官》問題，尤其是批《海瑞罷官》的所謂“要言”問題，要著重討論歷史人物評價、歷史劇、道德繼承等問題。
這麼一來，戚本禹、關鋒兩篇“攻要害”的文章，理所當然被壓下了。
戚本禹幾次打電話給許立群，詢問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時可發表？許立群的答覆很乾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別人還有，現在都不能發表。”
戚本禹、關鋒越過許立群，把兩篇文章的清樣直送彭真。彭真讓秘書給他們打電話：“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鄉，沒有時間看文章！”
直至兩個多月後，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於四月二日同時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表。
戚本禹所謂“攻要害”，就是把《海瑞罷官》跟彭德懷聯絡起來，證明“海瑞就是彭德懷”。
為了辯解，吳晗曾在《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中，排出一張時間表：
《海瑞罷官》一文發表於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廬山會議是兩個月後才發生的事；
《海瑞罷官》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寫的，發表於一九六一年初，姚文元文章中提及的“單幹風”、“翻案風”是此後才發生的。
戚本禹的文章，那邏輯頗為奇妙：他引用列寧的話，“知識分子的特點就是敏感”，由此來證明吳晗的“時間表”恰恰表明了他的“敏感”。戚本禹認為，吳晗正是依照“自已特殊的階級敏感性”，“預知”了廬山會議，所以“提前”寫了《海瑞罵皇帝》！也正是“預知”了“單幹風”、“翻案風”，所以“提前”寫了為彭德懷“翻案”的《海瑞罷官》。
成本禹寫道：“古代戰爭的描寫裡有一句話：‘山下助你三通鼓’。說的是鬥將以前，為了提高己方武將的鬥志，需要捶鼓助威。吳晗在黨中央廬山會議以前發表的《海瑞罵皇帝》，實質上是起了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党進攻捶鼓助威的作用。吳晗的‘時間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為恰恰是這張‘時間表’，說明了吳晗的《海瑞罵皇帝》，儘管不是一幕戲劇的高潮，卻是戲劇高潮所必不可少的開場鑼鼓。”
強詞奪理、牽強附會到這種地步，是當年“左”派筆法的特色。常言道：“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其實，遇上姚文元、戚本禹這班“左”派秀才，那才是“有理說不清”！
在戚本禹文章發表後幾天，四月五日，《紅旗》雜誌發表了署名關鋒、林傑的那篇“攻要害”文章《〈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
戚本禹、關鋒的“攻要害”的文章的發表，倒是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山下助你三通鼓”！
前往蘇州請“尊神”
上海錦江飯店的小禮堂，是一座不平常的建築。錦江飯店的建築群中，原本沒有這座小禮堂。那是在一九五九年春天，以二十一天的神奇速度，建成了這座小禮堂！
原來，中共中央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共八屆七中全會。論住宿條件，首屈一指的當然是上海錦江飯店。遺憾的是，那兒沒有會場。於是，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決定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質量，建造一個會場。由於出席會議的中共委員、中共候補委員不過一百六十一人，加上列席人員也不過二百多人，造個小禮堂也就夠用的了。
建造時定下“莊嚴、樸實、適用、保密”八字方針。設計方案經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稽核，由周恩來審定。為著保密，小禮堂的窗玻璃是雙層的，可以隔音。室內鋪著紅地毯、綠桌布、咖啡窗簾、灰色軟椅。毛澤東曾讚揚了這座小禮堂的設計者、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