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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赴“五？七”幹校途中，汽車翻車，四個輪子朝天，鄰座的女同志當即死於非命，他卻安然無事。
過了半個月，他終於見到了中國“十月革命”的萬眾歡騰的場面，終於見到藍蘋成了階下囚！
一九八六年盛暑，當我拜訪夏老的時候，他已七十有三了。他戴著助聽器，居然還天天忙於工作。
他感慨萬分地說：“中國有句古話：‘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歷大難而未死，深感晚年之幸福。我盡我的菲薄之力，為黨的新聞事業添磚加瓦。”
他的冤案早已平反，黨籍也早已恢復。他的老伴也是黨員。噩夢過去，老夫老妻笑逐顏開……
第十六章 迫害元勳
煽起打倒陶鑄狂潮
江青整倒了她的一個個怨敵、私敵，她更著力於打倒她的一個個政敵。
一個明顯的訊號，從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的講話發出。
江青說道：
“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恩來同志，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肯定了我們的成績，給過我們巨大的支援和鼓舞！”
江青在這裡沒有提及陶鑄。這不是疏忽，也並不意味陶鑄包括在“其他同志”之內。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公佈的政治局常委名單中，陶鑄名列第四，在陳伯達、康生之前，怎會“疏忽”了他？何況，陶鑄是分工管文藝的常委。
這是江青有意“怠慢”陶鑄的訊號！
江青本來是看中陶鑄的，以為“陶鑄厲害”，要用陶鑄壓住鄧小平。不過，沒多久，江青就發現，陶鑄是“保皇派”，他保劉少奇，保鄧小平，也保王任重。
王任重本是“中央文革”的副組長，武漢的造反派卻要打倒他，說他是湖北的“走資派”。
陶鑄夫人曾志這樣回憶：
“轉眼到了十二月底，一九六六年只剩下最後幾天了。這年的冬天，真是寒冷得很啊！
“大約二十六、七日，陶鑄很晚才回來，面色陰沉，剛在飯桌旁落座，就十分嚴肅地說：‘曾志，告訴你一件事，今天中央開會，江青他們批評我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很嚴重。’這一天終於還是來了！我反倒顯得很平靜，‘江青為什麼突然批判你呢？’陶鑄憤憤地答道：‘說來話長，不是一兩句話說得清楚的。不過這次的事情，要從王任重同志說起。’……”①
①曾志，《陶鑄在最後的歲月裡》，載《筆祭陶鑄》，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陶鑄眼看著王任重受到武漢造反派的圍攻，而王任重患肝炎、肝硬化，身體又不好。於是，陶鑄想給王任重解圍，便寫報告給毛澤東，建議王任重辭去“中央文革”副組長的職務，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而目前的首要任務是治病。
毛澤東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組副組長，離開文革小組，請政治局和文革小組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
遵照毛澤東的批示，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召開了聯席會議。
這個會，毛澤東定下的主題是“對任重提提意見”，不料“中央文革”的成員們在批評了王任重幾句之後，火力集中到陶鑄身上。據陶鑄告訴曾志，“先由王力、關鋒、戚本禹打頭陣，然後張春橋、姚文元橫掃，最後主將出馬——江青、陳伯達和康生重點批判”。他們加給陶鑄的罪名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如此猛烈的炮火，差一點把陶鑄擊倒了！
不過，事情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如曾志所憶：
“只隔了一天，陶鑄回來，一進門就興高采烈地大聲嚷道：‘曾志，我的問題沒有那樣嚴重，今天主席保了我！’接著，他講了事情的經過：那天上午，毛主席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陶鑄一走進會議室，主席就衝他說：‘陶鑄，你為什麼不說你是犯了很不理解這一條錯誤呢？’接下去，主席又說：陶鑄來中央後，工作是積極負責的，忙得很，做了許多工作。主席還批評江青太任性，說陶鑄是政治局常委，未經中央正式討論，就說他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隨便在會議上批判，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會後，主席把陶鑄留下，單獨談了一個來小時，態度十分親切。主席說：‘江青這個人很狹窄，容不得人，對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主席還批評陶鑄：‘你這個人啊，就是說話不注意，愛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處處注意謙虛謹慎。’……”①
①曾志，《陶鑄在最後的歲月裡》，載《筆祭陶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