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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駝色絨線帽，穿著厚厚的咖啡色羽絨滑雪衫，已經有點發胖的她顯得更胖了。
在閒談中，她託我辦一樁事：幫她尋找當年在上海關押過她的監獄……
雖說她對於上海並不陌生，她曾在上海工作過多年。不過，一九七一年十月，她被押往上海的那所監獄時，她的雙眼被蒙上了黑布。她記得，那是一輛越野車，前座坐著上海“造反派”頭目戴立清，她坐在後座，兩側各坐著一個押送者。就這樣，她被送進一座監獄。
她被關在三樓。從視窗望下去，窗外有農田，有曬被子的地方。她常常倚在窗邊，細細觀看那些被子，極力想從中辨認出哪一床是丈夫的——因為丈夫也被捕了，不知關在何處，而他的被子是她親手縫的。
沒幾天，那窗便被看守用紙頭嚴嚴實實地糊了起來，從此她再也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色……
據劉松林說，那窗上裝著鐵柵欄，這表明關押她的房子原先就是監獄，不是臨時借用的房子。她被關在三樓，而且樓下曬的被子相當多，這表明監獄的規模相當大。從視窗看出去是一片農田，這又表明監獄坐落於上海郊區。我曾去上海各監獄採訪。我猜想，當年關押劉松林的，可能是上海漕河徑監獄。那是一座老監獄，是從國民黨手中接收下來的。
於是，改日我陪劉松林驅車前往漕河徑監獄。如今，那裡已是上海市少年管教所了，看見門口的牌子，劉松林皺起了眉頭：她怎麼會成為“少年犯”呢？
走進獄中，劉松林覺得有點像——那樓的顏色，那窗戶上的鐵柵。
監獄負責同志接待了我們。根據“窗外有農田”這一點，監獄負責同志判定可能是二號樓。於是，我們一起走進二號樓。上了三樓，劉松林連聲說：“很像，很像。”她信步向頂頭朝南的一間走去，自言自語說：“像是這一間。”
那一間如今已經成為監獄工作人員的辦公室。劉松林來到視窗，朝外望去，見到一幢幢新蓋的樓房。
“那裡原先是一片菜地。”監獄負責同志說。
“這兒原先是——”劉松林指著窗外一片水泥地。
“豬棚！”監獄負責同志脫口而出。
“對，對，一點也不錯！”就像做地下工作時對上了聯絡暗號似的，劉松林顯得非常興奮。她要找的“‘文革’紀念地”，終於找到了。
她在那間屋裡走著，看著，陷入痛苦的回憶。她說：“當時，有兩個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嚴密地監視著我。屋裡開著大燈，夜裡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覺。每一回上廁所，看守就緊跟在後邊……”
她還特地去廁所看了看，還是當年的模樣，只是發覺電燈原先裝在門口，如今改成朝裡了。
“我們在前幾年改裝的。原先確實裝在門口。”監獄負責同志說。
劉松林要我給她拍照。在那間囚室，在大樓前，在大門口，她留下一幀幀“紀念照”。劉松林說：“這些照片，比任何照片都珍貴！”
唐納摯友橫遭株連
緊急集合！全連緊急集合！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上海奉賢海邊的上海新聞出版“五？七”戰士們，是按軍隊編制的。上海《解放日報》二百多工作人員，成了一個“連”。
全連集中在用蘆蓆、竹子紮成的棚子裡。人們一手持紅色語錄，一手持一張小板凳——這已成了“五？七”戰士開會的規矩。
望著蘆蓆上漿糊尚溼的大字標語，人們面面相覷：“深挖現行反革命！”
一張張小板凳在泥地上放好，人們鴉雀無聲地坐在那裡，不敢喘一口粗氣。一個陌生的軍人，坐在主席臺上。
工宣隊頭頭宣佈開會了。他在講了一通全世界形勢大好、全國形勢大好、全上海形勢大好、全乾校形勢大好、全連形勢大好之類每會必講的廢話之後，便“但是”起來了：
“但是，階級鬥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我們報社，有一個隱藏得很深、最兇惡、最狡猾的階級敵人。這個人，就坐在你們中間！”
頓時，全場空氣像凝固了似的，所有的人像電影中“定格”一般，一動不動。
沉默良久。
工宣隊頭頭的目光，像探照燈似的在蘆蓆棚裡掃視著。他終於用盡吃奶的氣力，大聲地揭開階級鬥爭的“謎底”：
“這個最狠毒的階級敵人，現行反革命分子，究竟是誰呢？他就是夏其言！”
此時此刻，年近花甲、聽力頗差的原《解放日報》副總編夏其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