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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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府的首腦。這標誌著“集體領導”這一過渡時期的結束；赫魯曉夫這時成為斯大林的無可爭議的接班人。

早在兩年前，即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就已投過一顆震動整個共產黨世界的炸彈。他在對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講話中，嚴厲指責已故斯大林的極度自負和惡劣透頂的背信行為及恐怖行徑。據說，他當時不時流淚，將這位前獨裁者描述為“有著病態疑心、極不信任他人的傢伙”，認為他應對官方屠殺“數千名城實、無辜的共產黨人”的做法負責。在發表這篇驚人的長達4小時的抨擊演說的過程中，赫魯曉夫還攻擊斯大林篡改和歪曲正式的共產黨歷史，甚至批評他的戰爭行為，指控這種行為導致慘重的失敗，使死亡人數高得駭人。

感情奔放的赫魯曉夫也許是被他自己的雄辯和長期受壓抑的感情衝昏了頭腦，洩露了比他打算說的還要多的東西。無疑，其影響比他所期望或預料的更強烈、更深遠。斯大林的遺體從紅場上列寧墓旁的陵墓中被挖了出來；他的塑像被砸碎；他的名字從蘇聯和東歐數千個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和街道中被抹掉。新的意識形態領域的“解凍”使藝術家和作家能享有更多的批評蘇聯社會的自由。以往一向被斯大林的親信牢牢控制著的外國共產黨經歷了一種逐漸削弱其意識形態和組織紀律的痛苦的反省。“自由的”、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共產黨領導人這時開始堅持自己的權利、反對過去親克里姆林宮的黨魁。赫魯曉夫的這顆炸彈的“影響”就是如此，這種影響同軍事僵局和冷戰緩解的催化作用一起，改變了蘇聯與其衛星國之間的關係。

大約早10年時，南斯拉夫爆發了東歐第一個反蘇運動。根本的問題是，已成為各國首腦的共產黨領導人是否還應繼續服從克里姆林宮的紀律。甚至在戰爭年代裡，鐵托已堅決主張各國政黨要獨立，並按照這一主張行事。戰後，他繼續這樣做，並能不受懲罰，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南斯拉夫與西方海軍強國接近。更重要的是，鐵托和東歐大多數共產黨領袖不同，他一直呆在自己的國家裡，並建立了一支強有力的抵抗軍；由於有了這支軍隊，他在戰後幾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例如，他認為蘇聯人不支援他對的裡雅斯特的強烈要求，並把這種不支援歸因於蘇聯人希望加強義大利共產黨的力量。鐵托宣佈：“據說這是一場正義的戰爭，我們也一直這樣認為。但是，我們現在要尋求一個公正的結局。我們要求每個人都不受別人干涉。我們不想因別人而遭受痛苦，我們不願被當作國際交易中的賄賂。”

莫斯科對這種有關共產黨和共產黨國家的獨立的異端觀點立即作出了反應。“告訴鐵托同志”，蘇聯大使警告說，“如果他再允許對蘇聯進行這樣的攻擊，我們將不得不在報上提出公開批評進行回擊，而且不承認他。”這位持異端者拒不改變自己的主張。相反，他又犯了更多的罪。他批評了在南斯拉夫的蘇聯軍官和官員的行為。他還試圖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聯盟，不過，由於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亞人退出，這一聯盟未能成立。當鐵托發現自己正受到暗中監視時，他便讓手下的特工人員盯住在南斯拉夫的蘇聯外交官和技術人員。最後，1948年6月，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憤怒地宣佈，將南斯拉夫共產黨開除出情報局。但是，由於鐵托在國內有牢固的地位，又從西方國家得到巨大的經濟、軍事援助，所以他沒有屈服。1949年底，東歐流行著一句俗話：“馬克思是上帝，列寧是耶穌，斯大林是聖保羅，鐵托是第一個新教徒。”

這種新的異端邪說雖漸漸地傳播開來，但仍須處於地下狀態，因為蘇聯在東歐其他國家有著很大的權勢。而“鐵托主義”——馬克思主義詞典中的一個新詞——仍限於區域性地區，正等待著有機會衝出來。1956年，它的確衝了出來，因為那年出現的各種情況的結合對它很有利。最猛烈的劇變發生在兩個有著悠久的反蘇傳統的國家——波蘭和匈牙利。在赫魯曉夫2月講話的鼓舞下，這兩個國家中出現了文人學士的討論小組；接著，知識分子與口才較好的城市工人建立了聯絡。1956年春、夏兩季，匈牙利和波蘭的事件經歷了相似的程序。但到秋天時，它們開始大不相同：匈牙利事件以武裝起義和鎮壓告終，波蘭事件的結果則是贏得了一定程度的個人自由和國家的獨立自主。

波蘭最傑出的“民族”共產黨人弗拉迪斯拉夫·哥穆爾卡曾於1948年因鐵托主義罪而被清除出黨，到1956年春，又恢復了職務。他的思想不久就開始在共產黨的中間階層中得到傳播。波茲南（前普魯土城市波森）的工人起義反映了波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