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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山東抗日根據地從困難走向勝利奠定了基礎。
“抗協”的改組
在115師向山東分局靠攏之前,就存在一個“抗敵自衛軍”這個山東特有的問題。115師轉移後,羅榮桓就此事進行了調查。
事情是這樣的:1939年夏,山東文化教育界的一些進步人士,受沈鴻烈排斥,來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他們中間有老同盟會會員、大學教授,也有參加過國民黨的進步分子,有的早年就與共產黨有過友好關係。他們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9年7月,在山東分局的支援下,他們發起成立了“國民抗敵協會”(簡稱抗協),主要負責人有李澄之、梁竹航、彭畏三、楊希文、路雨亭、耿光波等。其中李澄之是在山東頗有影響的人士。他曾在沈鴻烈包辦的山東抗日動員委員會內工作,因為思想進步,受沈鴻烈的排斥,便脫離國民黨省政府,在地方上成立購糧委員會,幫助抗日的部隊購買軍糧。沈鴻烈又出來干涉,李澄之憤怒地說:“反正我們是要抗日的,國民黨不讓我們抗日,我們去找共產黨。”從此,他和耿光波等人便來到共產黨的根據地,參加抗日工作。
一開始,“抗協”作為一個群眾組織,在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山東分局有的領導人忽視了發展進步力量這一工作,產生了把“抗協”組成一箇中間性質的國民黨的念頭,硬性將“國民抗敵協會”改成“國民黨抗敵同志協會”,實際上違背了“國民抗敵協會”多數成員的初衷。1940年7月,山東分局又幫助“抗協”建立了“抗敵自衛軍”,並且供給他們武器和經費,還派進去許多幹部。這樣一來,“抗協”是既有“黨”,也有“軍”,而且從上到下形成了一套組織,實際上成為在根據地內與共產黨、八路軍平行的組織。雖然領導人都是熱心抗戰的進步分子,但是他們多是知識分子,沒有帶兵打仗的經驗,而且出現了與共產黨爭權爭位、爭人爭槍等錯誤傾向。
115師的領導人,特別是羅榮桓對建立和發展抗敵自衛軍有不同看法。1940年11月19日,羅榮桓與陳光在給115師各單位的指示中提到,對於“抗協”組織,務使其領導權完全掌握在進步分子與對我同情者手裡,對於“抗協”武裝,須幫助掌握,防止“造成與我對立現象”,發現有不可靠或別具野心者時,另行處理。在無法改造的情況下,則由八路軍接收整理。但這些指示,並未根本解決“抗協”的問題。
不久,劉少奇來到山東,幫助山東分局解決了這一讓人頭痛的問題。
劉少奇提出了這樣的原則:
“任何抗日政黨和政治團體,到我們抗日民主根據地來參加抗日,必須服從我們黨的領導和遵守黨的各項政策。根本的問題在於有利於壯大抗戰力量,而不是分散抗戰力量。”
遵照上述原則,劉少奇與朱瑞邀請“抗協”負責幹部10餘人開座談會,研究對“抗協”及“抗敵自衛軍”的處理辦法。
經過耐心的工作,“抗協”的負責人表示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真正達到抗戰勝利的目的,願意將“抗協”所屬“抗敵自衛軍”交八路軍統一整編。
6月18日,抗敵自衛軍編入八路軍。
7月13日,“抗協”山東省總部通知各級組織,將“抗協”的半政黨性質改變為統戰組織性質,同時做好解散的準備。
當年下半年,“抗協”的各級幹部逐步安排到政府的文教、經濟等部門任職,“抗協”的活動逐漸停止。
“抗協”的主要幹部和很多會員,在後來的革命鬥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1943年8月,耿光波、楊希文等還被選為山東省戰時行政委員會的委員,李澄之等被選為參議員,稍後,許多人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治軍有方
如果說部隊是一個大家庭的話,那麼這個大家庭中每個成員的素質高不高,部隊的戰鬥力強不強,關鍵就要看這支部隊的領導是否治軍有方。在這方面,115師的兩位主要領導,特別是政委羅榮桓,有自己的主意。
1940年底,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同時受到日偽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為了經受住這場嚴峻的考驗,羅榮桓認為要提高部隊官兵的素質,提高部隊整體作戰能力,更有效地打擊敵人,不能只片面地強調人數的增加。素質的提高包括3個方面,一是軍事素質,一是政治素質,還有文化素質。
一般來說,“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這是每個軍人都明白的道理,所以對於軍事訓練,大家的思想都比較統一。但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