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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親疏。在幹部的使用上,搞五湖四海,堅持任人唯賢。羅榮桓認為,特別是任人唯賢這一點,在戰爭時期更為重要。如果只是根據關係的親疏,或是為了照顧一些人的面子,把一些能力低下的人推上某一領導崗位,最後將會付出血的代價。他經常講,幹革命團結的人越多越好,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一次會議上,他很透徹地談到:
“如果因為個人的熟悉不熟悉,決定使用與不使用,領導者就不會使用大量的幹部,容納大量的幹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團中打圈子,領導者要變動工作,就想把熟人也來一個搬家,必然會造成個人的幹部政策傾向。”他還談到,如果以合乎個人口味為標準,那麼能夠使用的幹部就少得可憐了,甚至可能用些庸俗的吹牛拍馬的角色。
在精簡整編中,羅榮桓十分注意使新老幹部、主力軍與地方軍的幹部互相交流、加強團結。他認為,紅軍幹部經過長期鍛鍊,十分可貴,但數量很少。而本地成長起來的幹部,與當地人民群眾有著血肉聯絡,熟悉本地鬥爭的歷史狀況,所以在整編中,安排了大批本地幹部做領導工作。如林浩、景曉村、張光中等都是各區的領導人。在紅軍幹部中,羅榮桓對紅一、二、四方面軍的幹部也一視同仁,各軍區負責人中,一、二、四方面軍的幹部都有。
在整編中,旅都縮編為團,一部分團縮編為營,一部分營縮編為連。這樣,就有許多幹部編余。對於這批幹部,除將老弱病殘交地方妥善安置外,對骨幹均予保留。有很多幹部被降級使用,去充實基層,有的班長排長去當戰士,使基層幹部的軍政素質和部隊的戰鬥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羅榮桓說:“這樣做,幹部可能有點思想問題,總認為沒有犯錯誤,為什麼降級使用?我們應該幫助他們正確認識這個問題。”他親自找梁興初、羅華生、曾國華幾位由旅級降為團級的幹部談話,勉勵他們從當時鬥爭的需要出發,從部隊的長遠發展看問題。他們出於對羅榮桓的信任和尊敬,都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命。
日本投降以後,以保留下來的骨幹為基本力量,在山東一下子就拉起了八個師。這時,有些幹部回過頭來才認識到,羅榮桓在精簡整編中保留骨幹的深遠意義。羅榮桓一開始未必想到要拉起八個師,但他心裡明白,骨幹是革命的財富,財富就不能隨便丟掉。
在整編中,新的山東軍區還把抗大第一分校和115師教導大隊合編為教導團,由袁仲賢(後為曾國華)任團長,梁必業任政委。在膠東的抗大支校改編為教導第二團。
教導團共辦三期,第三期下設三個大隊。原訓練連排幹部的大隊編為第一大隊;將原分校中知識分子分配到部隊,把部隊中有實戰經驗而文化水平較低的老戰士、班長調進教導團,編為第二大隊,亦稱文化大隊,著重進行文化訓練;招收初中畢業以上的學生入伍,編為第三大隊,亦稱特科大隊,準備培養工兵、炮兵等特種兵。這個大隊的學員後來到東北,成為各軍兵種的骨幹。解放軍空軍部隊的林虎、徐登昆、張積慧等英雄人物,均出自這個大隊。
實現主力部隊地方化,並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增強了部隊之間、軍隊與地方之間的團結,減少了領導層次,精簡了機關,提高了部隊的指揮效率和戰鬥力,為轉變山東鬥爭形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陳毅邀請羅榮桓
部隊的精簡工作完成後,羅榮桓似乎鬆了一口氣。第一把火燒得不錯。但有一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3個多月過去了,羅榮桓的病情依舊。最急的當然是林月琴,她看到丈夫日漸消瘦的臉,憂心如焚。羅榮桓的同事和醫生們也很著急,由於當時醫療條件差,幾個月的時間過去了,還不能確診究竟是得了什麼病。
除山東有人著急外,在江蘇也有一個人著急,他就是新四軍軍長陳毅。當陳毅得知羅榮桓的病情後,拍電報給中共中央,建議讓羅榮桓去新四軍所在地治病。他說,新四軍裡有位奧地利的泌尿科專家,名叫羅生特,醫術很高明。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和八路軍總部同意了這一提議,批准了羅榮桓到華中新四軍駐地去治病。羅榮桓也意識到了自己病情的嚴重性,這次也沒有推辭,決定到蘇北去治病。115師的很多人認為,羅榮桓的病這次有了希望。
4月間,羅榮桓在原115師衛生部部長谷廣善和夫人林月琴等陪同下,從濱海駐地出發,越過隴海路,經過蘇北的沿海區、鹽阜區到淮北區,然後渡過洪澤湖,於5月28日到達駐在淮南區盱眙縣東南黃花塘的新四軍軍部。
陳毅立即風塵塵僕僕地從前線趕回來,迎接他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