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一一五師征戰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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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並於１９３８年五六月間成立了人民抗日義勇軍第２總隊（當時總隊長是李貞乾，政委是王文彬，後為郭影秋），後改稱八路軍山東縱隊挺進支隊，為開創湖西抗日根據地做出了很大的貢獻。１９３８年１２月，由１１５師第６８５團改編的蘇魯支隊到達湖西，和山東縱隊挺進支隊合編為蘇魯豫支隊，接連打了幾個勝仗，粉碎了４０００多日偽軍對湖西的第一次“掃蕩”，受到了湖西群眾的熱情歡迎。與抗日義勇軍第２總隊合編後，部隊迅速發展壯大，共有第１、２、３、４大隊和遊擊７大隊及獨立大隊等下屬單位，曾發展到８０００餘人。

１９３９年５月間，遵照中央要蘇魯豫支隊向隴海路以南發展的指示，支隊長彭明治率領支隊部和第２、３大隊及獨立大隊，支隊政委吳法憲率領第１大隊和第７大隊一部，分別進到隴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以東地區活動。第４大隊由副支隊長兼大隊長梁興初和支隊政治部主任兼政委王鳳鳴率領，留在湖西地區活動。蘇魯豫支隊的這３支隊伍，分別處在津浦路和隴海路十字交叉點徐州的西北、西南和東南角（第６８６團則進入徐州的東北角），南聯彭雪楓縱隊，西接冀魯豫支隊，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隊伍的活動範圍是越來越廣了，按這樣的情況看，這裡的抗日形勢是一派大好。然而，到１９３９年８月間，湖西地區突然掀起了“肅託”

的狂風惡浪。

王須仁搞“肅託”，得到當時兼任湖西區軍政委員會主席王鳳鳴的支援。二王又挾持蘇魯豫區黨委書記同意他們的行動。於是，他們刑訊逼供，誘供，串供，然後再依據這些不確實的口供抓人，如此惡性迴圈，“託派”是越肅越多。

“肅託”像瘟疫一樣，很快蔓延到湖西區黨委，許多領導幹部被關押。區黨委宣傳部長馬霄鵬、統戰部長王文彬、軍事部長張如、社會部長趙萬慶等大批優秀幹部被殺害。二王草菅人命，不僅不向山東分局和１１５師報告，而且還嫌當地“託派”的人數不夠，“肅”起來不過癮，於是向冀魯豫支隊楊得志發報，說在冀魯豫支隊活動的魯西南地區黨委中也有不少“託派”，要楊得志將該地區的“託派”抓起來，送到湖西地區處理。楊得志一面向上級反映，一面回電嚴詞拒絕。不久，楊得志率領部隊路過湖西，聽說他們仍在殺人，又當面對王鳳鳴和大隊長梁興初說：“你們殺人有沒有請示報告？這樣搞不行。”王鳳鳴對此置若罔聞。而梁興初當時剛從隴海路南迴來，不瞭解“肅託”的情況。他聽了楊得志的意見後，表示同意，並向王鳳鳴提出意見。王不但不聽，反而說有人供出梁興初與徐州的敵人有密切聯絡，也是“託匪”，突然把梁興初也抓了起來。此例一開，４大隊的“託匪”一個個被“揪”了出來。很多營連幹部被投進監獄，這些人大都是經過長征的老紅軍。

梁興初差點被槍斃

聽說梁興初被關起來後，蘇魯豫支隊長彭明治立即趕到湖西。他對王鳳鳴搞的“肅託”表示反對，不同意逮捕梁興初。王鳳鳴不僅不聽，反而又想抓彭明治。彭明治無力扭轉王鳳鳴造成的險惡局面，只得發報向羅榮桓和陳光反映。

羅榮桓接到報告後，立即向湖西發報制止，同時說明將親自到湖西瞭解情況。見到羅榮桓的電報後，王鳳鳴慌了手腳。他一面不得不派偵察科長到湖東偵察敵情，準備迎接羅榮桓的到來；一面又夥同王須仁繼續編造口供，抓人殺人，企圖讓羅榮桓承認他們製造的既成事實。

被關押的幹部很快認識到這是一起大冤案。山東縱隊挺進支隊副支隊長李發原，是紅２５軍幹部，內戰時期見識過“肅反”擴大化。他不願坐以待斃，設法逃出了虎口，並向山東分局作了報告。區黨委巡視團主任張子敬也跑掉了，但又被抓回來。一些逃脫不掉的幹部也千方百計地向上級報告情況。被關押的區黨委組織部長郝中士等，在一個紙菸盒子的背面，給山東分局和１１５師首長寫了一封信，報告湖西“肅託”的情況，然後把這封信交給同監的一個小販，託他釋放後交給共產黨的地下交通站，再轉到分局和師部。羅榮桓趕到湖西時，收到了這封信。共產黨的地下交通站，把共產黨監獄內犯人的信交給共產黨的機關，這在中國革命史上恐怕是極為少見的。

“肅託”在繼續蔓延。那位去湖東的偵察科長回來後也被投進了牢房。牢房設在一座地主宅院內，幾間陰暗潮溼的房內，關了許多重要人員。除了上述人員以外，還有湖西人民抗日武裝最早的領導人李貞乾、魯西南地委書記戴曉東……他們的許多戰友已經慘遭殺害，而他們自己的生命已是朝不保夕。可這位偵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