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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來種葡萄樹和橄欖樹，土地的開墾面積大大增加。因而，轉向商業性農業，使能夠養活的人口比從前經營自然農業時增長二至三倍；此外，對製造業的促進也是很大的，這可以從不僅在地中海周圍，而且深入內地，在俄國中部、德國西南部和法國東北部也發掘出大量希臘陶器這一點上看出來。與此同時，希臘商船隊在往返運送貨物方面也獲得很大成功。那時的貨物與奢侈品截然不同，體積龐大，以如此巨大的規模運銷各地，在歷史上確還是第一次。希臘人率先用硬幣作交換媒介，硬幣日漸廣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進了所有這些經濟活動。有位經濟史學家斷言：“公元前6至4世紀之間，希臘經濟正飛速上升。…若充分估計不同時代的具體情況，雅典經濟給人的印象與19世紀的歐洲有點相似。”
歐洲19世紀的經濟革命促進了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深入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經濟革命。希臘從公元前8世紀起也發生了相同情景。農業商品化不僅意味著獲利，也意味著負債，尤其對小土地所有者來說。從前，貴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農作物的形式進行的，所以年景不好時，只好大家一道勒緊褲帶度日。而現在，外國市場、貨幣經濟和新的奢侈品相結合，使小農們受到了各種傷害，如時常不得不抵押物品，喪失贖取權，甚至失去人身自由。這一切不可避免地導致激烈的階級鬥爭，使群眾吵吵鬧鬧地要求廢除債務、重新分配土地。同樣，城市裡新的富裕家庭也起來要求獲得與他們經濟力量相符的政治地位。他們取得了手工業工人、碼頭裝卸工人和水手這些城市貧民的支援。於是，所有這些對現實不滿的人一道奮起反對由擁有土地的貴族掌權的傳統政治制度。
6世紀時，改革運動大大加強了。這是由於往昔在戰場上起決定性作用的貴族騎兵這時已由穿戴盔甲、沉重地武裝起來的步兵，也就是重甲兵所取代的緣故。重甲步兵左臂挎盾、右手執長矛，以密集隊報排列成堅固方陣，作戰時步調一致，因而與以往戰無不勝的騎兵對陣時，能以密密的陣勢將他們打敗。這一新事物不僅瓦解了貴族政治權力的軍事基礎，而且提高了那些獨立的、能為進入方陣而裝備自己的農民和工匠的地位，加強了他們的影響。
經濟變革和軍事變革一起，導致了相應的政治變革。在黑暗時代，各城邦開始時實行君主政體，後來漸漸地轉向貴族寡頭政治，到7世紀時，各城邦已由稱為僭主的獨裁者進行統治。這些雄心勃勃的領導者一般都是貴族出身，他們支援民眾的要求，因而贏得了群眾的支援，奪得個人權力。“僭主”一詞就是指那些沒有合法權力而進行統治，並且不感覺到受道德譴責的人。實際上，僭主通常是支援平民反對特權階級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來，不過並非總是如此。
伯羅奔尼撒半島南部的斯巴達是與其他希臘城邦發展趨向正相反的典型。約公元前100O年前後，斯巴達人的祖先多里安人侵佔了肥沃的歐羅塔斯河流域，把土著居民變成了奴隸，稱為希洛人。8世紀後期，斯巴達人征服了附近麥西尼亞的肥沃平原，從而排除了向海外擴張的需要。不過，因此付出的代價是沉重且無法避免的。斯巴達享受不到因與外國交往而帶來的經濟和智力上的促進，只能過一種很少變化的農業生活。而且，為了控制大批受管轄的居民，不得不把自己國家組織得象一個軍營。一切都得服從軍事需要。體弱多病的嬰孩遺棄於荒野等死，只有體質好的嬰孩才許撫養。男孩從7歲起就住到兵營裡受訓練。所有年不滿60歲的男子都得受軍紀約束。奢侈品不受歡迎，個人生活幾乎全被取悄。早晨跳入歐羅塔斯河冰冷的河水中、餐桌上食品匱乏、用斧砍製成的木頭房子十分粗糙，這一些在整個希臘都已出名。有組織的娛樂活動、集體進餐、公眾事務、軍事訓練和執勤，這一些幾乎構成了生活的全部內容。這種社會制度使斯巴達人成為整個希臘最好的步兵，但是，使他們對寫劇本、雕刻頭像或系統地闡述哲學，不感興趣，也沒有時間去做。
在此期間，雅典人發展起一個完全不同型別的社會。雅典人不是紮營住宿在懷有敵意的居民中的一夥人侵者，他們自誇是阿提卡的土著居民。同其他城邦的希臘人一樣，他們最初是實行君主政體，以後讓位於由九個執政官主持的寡頭政治。這九個執政官是主要執政官，全部屬於貴族。不過，和斯巴達大不相同的是，雅典後來朝民主化方向發展。急速發展的貿易創造出一個強有力的中產階級，他們同失去產業的農民聯合，要求政治自由化。公元前594年，所有各派別一致同意任命梭倫為首席執政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