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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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討論上海能開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藝作品。本來這事跟著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點。我相信這事他還會與別人討論，只希望我能預先給他講得細一點、全一點。這種談話今天回想起來還十分享受，卻是任何在正常情況下生活的人們所不能理解的了。文化大革命幾乎禁絕了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文藝作品，現在撥亂反正，理應果斷解禁，但像車部長他們那一代人卻很難下這樣的決心，生怕在哪一點上出了問題，因此要一部一部“過堂”。讓我暗自喜悅的是，每說通一部，便是一部偉大作品與一座偉大城市的重新見面。儘管這種見面是遲早的事，但總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辦法是抬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只要他們提到過的歐洲經典名作，都立即開放。這對車部長這樣的老幹部來說，最具有“透過”的說服力。於是從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到貝多芬，都滿城綠燈。 然後，麻煩的事情就來了。一些戲曲片能不能立即開放？例如越劇《紅樓夢》和黃梅戲《女駙馬》，還有一些新進來的外國片如《音樂之聲》，是內部放映，還是公映？所有這些簡單問題的難度全在於，批判文藝作品中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外國死人”、“封資修”最強烈的，是毛澤東主席。 最先開放的是越劇《紅樓夢》，理由也只有一條：毛澤東喜歡《紅樓夢》。記得這部片子的“復映”活動在上海文化廣場舉行，幾天下來，真可以說人山人海、一票難求。 其他很多傳統作品，要開放也必須獲得解釋。我發現，對車部長他們，要聽的只有政治解釋。有一次我把幾部作品解釋為“在封建主義外表下的反封建作品”，他一聽很高興，覺得找到了一種說服別人（主要是說服比他更大的領導而不是一般觀眾）的“理論技巧”。後來我還聽他多次在大會上作過這樣的解釋。 說完這些事，他會順便問一下：清查工作怎麼樣？他對此好像已經沒有多大興趣，因為一些重點的清查物件早被市裡隔離，面上的清查在他看來只要“掃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終於鼓起勇氣說：“車部長，我覺得‘文革’中最糟糕的有兩個階段，一是‘文革’前期的造反，二是‘文革’後期的批鄧，至於中間那一塊，由周恩來、鄧小平主持工作，情況很不一樣。現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鄧，有可能產生是非顛倒。” “這裡有一個原則問題。”他的態度突然嚴肅起來，“這兩件事都是毛主席號召的，我們一定要謹慎。觸及毛主席，怎麼也不行！” 他看我有點沮喪，笑了笑，說：“我知道你既拒絕了造反，又拒絕了批鄧，所以對這兩件事特別敏感，這可以理解。但這兩個口子一開，牽涉的面就大了。就說我吧，包括我們這次一起到上海來工作的領導幹部們，絕大多數都參加了批鄧。至於造反，也很難說沒參加。部隊裡的是非是看跟誰，但一開始不管跟誰，都以造反的名義。”&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隱秘的河灣（6）

有一次見面，我發現他情緒奇特，像一個受委屈的孩子。 他先問我，有沒有聽到上海民間的一個傳言：“車文儀，車文儀，把上海的文藝‘車’走了！” 我問：“什麼叫‘車’走了？” 他說：“就是說我用大車把上海的文藝拉走了！上海沒文藝了！全是我的錯！”他說得有點激動，然後還輕聲補一句：“真不像話，在別人的名字上做文章！” 我笑著說：“電影、戲劇、書籍都開放了，看還看不過來，怎麼能說‘車’走了呢？” 他說：“是幾個作家說的，其實是說我沒有給他們發獎、撥款！” “作家？”這讓我有點奇怪。 “還是革命作家，部隊來的，”他說，“資格比我還老。” 這下我就知道他生氣的原因了。上海有一批資格很老的革命作家，在他們眼裡，車部長至多是一個文藝愛好者。車部長來上海，按禮節也應主動拜訪這些作家，表示尊敬。於是這些作家有了一種“心理預設”，認定車部長必定站在他們一邊。然而問題是，這些作家互相之間十分對立，在“文革”中雖然一起受難，但也有互相揭發的事端，到了“五七幹校”勞動，也曾互相批判過。他們都有大量證據證明對立面作家在“文革”中喪失了立場、出賣了戰友、傷害了文化，於是紛紛把材料送到車部長處，結果，車部長只能兩頭滅火，得罪兩頭。我聽下來，他也有一點個人傾向，但正是這種個人傾向，引起了另一撥人的強烈反彈。反彈的方式是以資格老的革命者身份來訓斥資格淺的革命者，外帶以一個著名作家的身份來訓斥一個文藝愛好者，車部長怎麼受得了？怎麼不委屈？ “他們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