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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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災難，因為災難並沒有結束在過去，更沒有結束在我們身上。他們承受的災難，很可能比我們承受過的更兇險。 我只希望，下一代的災難，不要像我們這一代遇到的那樣帶有如此宏大的群體性：群體性承受，群體性製造。&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有人敲門（1）

一九八七年二月的一個下午，我渾身疲憊地回到上海。 把行李放在門口地上，摸出鑰匙剛要開門，腦後傳來隔壁蘇北老太響亮的聲音：“回來啦？剛剛有兩個傳呼電話，叫你的！” 我謝過她，進門，一下子坐在椅子上不想起來了，真累。管它什麼傳呼電話，先讓我憩一會兒。 看到床下有幾個西瓜，我知道，這是爸爸踩著腳踏車馱來的。他掌握著所有子女家的鑰匙，這是他的一大樂趣。爸爸那麼大的年歲，把西瓜馱到這裡已不容易，還要一個個從樓下搬上來，真不知多麼勞累。 由此想到，我很久沒有看望老人了。 輕輕的敲門聲。 一聽就知道是對門的寧波老太。她從蘇北老太的嚷嚷中知道我回來了，但必定要等到蘇北老太進屋關門後才出來，因為她是蘇北老太臆想中的“老妖精”，大家都不想見面。 我開門，寧波老太塞過來兩張紙條，說　：“傳呼電話的單子我替你收下了，一連兩張。”她的聲音很輕，與蘇北老太完全相反，明顯的弱勢。 我連忙還給她替我代付的傳呼費，邊道謝，邊看那兩張單子，上面都寫著同一句話：“下午立即來系辦公室，有重要事情。” “下午？”這就是說現在必須走。應該先打一個傳呼電話過去問問什麼事，但到傳呼電話站一看，有七八個人排隊，都是等著打電話的。我搖搖頭，趕緊去擠公共汽車。 公共汽車與往常一樣擠，車站上專門有兩個身強力壯的退休工人，負責把最後幾個乘客推塞進車門。推塞的時候要用最大的力氣把吊掛在車門口的那幾個乘客的背部、臀部的肉一寸寸地壓進車門，像在壓制一方最密實的大肉餅。 我聽到車門已在我背後“砰”的一聲關上，於是前面剛才還在往前擠的諸多肉體一下子彈了回來，全部壓到了我身上。胸口快要窒息，我艱難地扭過頭，從前面一個胖子的背脊窩裡騰出鼻孔，呼吸一口。 太累了。&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有人敲門（2）

這次外出，又是考察儺戲，為了洗去籠罩我心頭的學術羞恥感。 照理，那個時候我不應該產生學術羞恥感。由於北京、上海一批老教授的強力推薦，我在從未做過一天副教授的情況下已破格晉升為中國大陸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以及國家文化部系統內最年輕的所謂“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明明四十歲了還被一再排列為“最年輕”，而且全國報紙也紛紛這麼報道，可見大家自動把在災難中耗費的歲月刪除了。這很有諷刺意義，但更具有諷刺意義的事情別人不知道，那就是：正當我的那些學術著作給我帶來種種榮譽的時候，它們的重大缺漏也已經悄悄地暴露在我自己眼前。 我作為《中國戲劇文化史述》的作者，怎麼可以不知道，原始形態的演劇方式儺戲、儺舞還在現今中國很多邊遠貧困地區保留著呢？儺人已老，餘留不多，我只能風餐露宿地加緊尋訪。尋訪過程中我發現，這正是當代西方格爾道夫斯基、彼得？布魯克、理查？謝克納、馬丁？艾思林等人早就開拓的“戲劇人類學”、“人類表演學”的天地，而我對這個理論天地還相當陌生。 我還自以為補足了世界和中國的戲劇史論，怎料這些史論轉眼就顯得那麼傳統和狹窄！我還能被人稱之為“最年輕”的什麼什麼嗎，居然年輕得那麼衰老？ 那天晚上我在安徽貴池山區的劉村觀看農民的驅煞春儺，演至半夜，那些參加演出的農民要吃“腰臺”，相當於平常所說的消夜。但與消夜不同的是，“腰臺”本身也是整個儀式的一部分，吃完再演到天亮，因此把半夜當作了“腰”。“腰臺”是幾鍋肥肉，一筐饅頭，兩壇烈酒，演出者們卸下面具，吃將起來。我也擠在中間吃了幾口，發覺演出者們剛剛卸下的面具已被其他青年農民戴上，在田埂間飄然遠去。周圍的人告訴我，吃過“腰臺”後，有一段時間是人人參演，整個村莊、田埂都是舞臺。我一聽興起，也抓起一個面具追隨而去，與村人一起在村口燃火驅煞，在村內挨戶祈福，似真似幻，似主似客，很快忘了自己是誰。 當第一聲雞鳴響起，我才想到必須去趕早班江輪。江輪碼頭不近，要走一段山路，我怕在這晨光未露的荒野間遇到什麼，便手握一枚尖石，準備隨時自衛。走到半道上還真遇到了一個早起的行人，互相看見時，我哼曲，他咳嗽，都為壯膽，等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