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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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秘的河灣（14）

就在我當時以輕鬆口氣做“自我清查”之後不久，北京一位叫張雲義的軍人一連幾次來上海找我。他是當時北京一位副總參謀長的女婿，代表國防科委的王素之將軍，動員我到軍隊工作，去北京。 這事使我很驚異。原來，王素之將軍一度曾到上海領導過清查工作，知道我的一些情況，回北京後對我的政治判斷和為人態度越來越有好感，執意要調我。 張雲義先生說　：“你受了很大委屈，但‘兩個凡是’的問題在上層人事上比較複雜，考慮大局只能向前看了。軍隊調你，立即給你一個像樣的級別，正團級，就是為你恢復名譽。” 聽了這番話我被王素之將軍的負責精神感動了。他只是來過這麼一段，也沒有再過問後來的事，卻一直記著，儘自己所能，給一個遠方的年輕人返還公道。 我對張雲義先生說　：“請代我謝謝王老，但調我卻不必了。現在我已找到崗位　：為中華文明的重建做點事。在這個崗位上，是否恢復那種名譽，並不重要。” 此後，張雲義先生還來我家四次，他們調我之心一直未泯。 張雲義先生一再警告我：“中國文人裡最讓人噁心的就是那些揭發專家，揭發過一次就會揭發一百次，因為除非你永遠默默無聞，否則他們總會為過去的揭發感到不安全，所以一輩子不放過你。還是離開上海吧。” 我說：“你這麼說我更不走了，歷史還能聽他們擺佈？” 就這樣，我留在上海了。 然而，我早已不想和那些揭發專家憋氣。 我很明白，自己的經歷和見聞，只是社會一小角。“文革”中受難的很多家庭，地位更高、落差更大、災禍更深。 這就是我們腳踩的土地。 這就是我們民族的集體隱疾。 所謂集體隱疾，就是文化。 我們的文化本不應該這樣。 我義無反顧，向文化走去。這次出發，與我報考大學時對“文化”的理解，已經完全不同。 個人的名譽確實已不重要。在整個民族的人格文化還沒有重新建立的時候，個人的名譽算什麼？ 於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深入文化領域的一個決絕舉動，近似破釜沉舟。我讓自己在屢屢傳言中形象模糊，以便讓仕途成為陌路。 這就是說，我讓自己的文化行為，失去文化以外的退路。　&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隱秘的河灣（15）

八十年代初的一個夏天，我與所在學院的範民聲、王家樂兩位老師一起到湖南長沙招生。中南地區幾個省的考生都要趕到長沙應試，我們從接受報名到設考場監考、口試，忙了好一陣。那次招到了一批很優秀的學生，但說來悲涼，居然已去世好幾位。 學生之一的黃見好，後來以“伊妮”的筆名成了一位知名作家，但幾年前突然給她相親相愛的丈夫留下了一封不明不白的告別信後，不知去向。她家人和諸多社會機構找了好幾年，都不見蹤影。連所有的寺院都找遍了，估計已不在人世。但為何離開，至今無人能說得清，據說與得了一種病症有關，但那並不是絕症。她丈夫至今還沒有停止尋找，一路帶著她的那些著作，著作扉頁上印著，作者“受業於餘秋雨教授”。 與她同班的另一位學生黎奕強畢業後表現卓著，已出任廣州市粵劇院院長、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誰知有一年除夕駕車帶兒子回廣西梧州的老家過年，夜色中墜入一處斷橋河谷，父子兩人都未能生還。 我至今還記得口試他們時的一問一答，還記得畢業送別他們時的依依情景。我一直以為，災難結束在我們這一代，我再忍辱負重，也要讓學生們過上好日子。 那年去招生住在湘江賓館一座現已拆掉的老樓內，我與範民聲、王家樂兩位一起住一小間，既擁擠又簡陋，為的是替學院省錢。那天，我們三人正在閒聊，有人敲門，篤、篤、篤，估計是考生，便大叫一聲“進來”，只見急急推門走進一位老人。 我奇怪地定睛一看，立即起身：“車部長，是您！” 車部長早已調任湖南省委宣傳部長，與幾年前他所在的上海市委執行“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有點關係，當然比在上海寂寞多了。不知道他從哪條管道知道我來了，住在這裡，居然準確找到。須知我當時還籍籍無名，他在湖南的工作系統不會因外地來了幾個招生的教師而向他彙報。 “我有多頭情報。”這是他對我疑問的回答，與我們首次在上海大廈見面時一樣。 我把範民聲、王家樂兩位老師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