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

第10部分 (第3/4頁)

論是爸爸還是批鬥會全場，都在等待。 戴黑邊眼鏡的圓臉小個子男青年在喉底輕輕笑了一下，終於開口。下面這段，是他與我爸爸的問答—— 問：你剛才是說，對陳毅這樣的人不能過河拆橋？ 答：唔。 問：你過去學過語法嗎？ 答：學過一點，忘了。 問：“主語”沒有忘吧？ 答：這沒忘。 問：“對陳毅這樣的人不能過河拆橋”這句話，主語是誰？你是說誰對陳毅這樣的人不能過河拆橋？ 答：我們。我是說我們大家對陳毅市長都不能過河拆橋，不是專指你們造反派。 問：專指我們造反派倒沒有什麼問題。問題是，我們那麼年輕，無權無勢，說得上對陳毅過河拆橋嗎？ 答：我說大家。 問：什麼大家？你的級別有多高？ 答：我沒有級別。 問：一個沒有級別的人能對一個政治局委員，一個國務院副總理過河拆橋嗎？ 答：可能用詞不當。 問：你用詞很當。你說對陳毅不能過河拆橋，是在說一個人。這個人的身份和地位，可以把陳毅當作渡橋和工具，你老實說出來吧，你究竟是指誰？ 答：…… 問：觸及要害就不吭聲了吧！其實你剛才躲來躲去，就是在躲主語，躲要害。既然這樣，我不能不在你面前高喊一聲口號：誓死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 ………… ——從那天晚上開始，爸爸的問題性質變了。&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戴黑邊眼鏡的青年（7）

我聽了爸爸對這個過程的敘述，頭也暈了。“你這麼一個小人物，怎麼也碰不到上層政治啊。”我說。 “不，全連上了。那次批鬥大會後，我的另一個老朋友張茂宏揭發，說‘文革’開始後不久我在路上對他說過，陳丕顯打不倒。” “你說了嗎？”我問。陳丕顯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上海市的一位負責人。 “很可能說了。”爸爸說，“我在廣播裡聽過他的報告，口氣溫和，也比較實事求是，不像是壞人。而且全部打倒了，這個城市誰來管？” “你這是瞎操心。”這話我剛說出口就後悔了。爸爸並沒有瞎操心，他只是在走路的時候與一位老朋友隨口聊天罷了。 “他們說我既為陳毅翻案，又為陳丕顯翻案，因此是劉少奇、鄧小平的孝子賢孫。”爸爸說。我沒想到爸爸頭上已經壓了那麼多帽子。 這顯然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字獄”在現代的變種，可稱之為“大批判文化”。這種“大批判文化”一旦與前面所說的“大揭發風潮”相遇合，其效果近似於核裂變。“大揭發”有本事把一絲風影說成鐵證，“大批判”有本事把一聲咳嗽判成大罪，結果，只要它們一聯手，天底下任何人都有可能快速成為元兇巨惡、竊國大盜、殺人魔王。 爸爸的那些“老朋友”、“當年同事”突然熱衷於揭發，已經使爸爸無招架之力；又不知從哪裡闖進來這麼一個戴黑邊眼鏡的圓臉矮個子男青年，核裂變立即形成。 其實遭殃的豈止是爸爸，當時中國的萬里山河，幾乎全都淪陷於由大揭發和大批判交融而成的災難之中。&nbsp&nbsp＇返回目錄＇&nbsp&nbsp

戴黑邊眼鏡的青年（8）

爸爸不能回家了，關押在單位的一個小房間裡，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員休息時才被允許回家拿點衣物。批鬥會每三天開一次，後來覺得內容太重複，大家聽厭了，就改為一星期一次。 最恐怖的事情是薪水停發。這是我一直不想開啟的記憶閘門，其中儲積著太多的悲苦，怕一時噴瀉，連我自己也受不住。但這是全家的承受、老少的煎熬，這是災難的核心、邪惡的傑作，我豈能避過？ 爸爸薪水停發後，單位裡只發放“生活費”。當時全國“被打倒物件”的生活費標準是統一的，即每月二十六元人民幣。 我至今不知道是北京哪個部門訂下這麼一個數字的，查遍所有的“文革”史料都沒有查到。然而，這對我來說可是一個冤孽般的數字，天天在腦中盤算，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也許是什麼人粗粗劃定一天一元，扣去四個星期天，變成了二十六？ 但是，他們算的是單人。他們真的不知道嗎，在當時，很多　“被打倒物件”有著一個人口眾多的家庭，而這個家庭很可能只有惟一的經濟來源？ 而且，他們真的不知道嗎，所有的人在星期天也要吃飯？ 當時在我家，這每月二十六元的人民幣需要養活以下人口： 首先是爸爸自己，關押處並不免費管飯。那年他四十五歲； 然後是祖母，那年她七十五歲； 媽媽，四十四歲； 我，二十一歲； 表妹，也是二十一歲； 大弟，十八歲； 二弟，十一歲； 小弟，八歲。 一共八個人。沒有其他任何收入，當然也不可能保留